访谈人：

燕隆姿 201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时之鑫 201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

访谈嘉宾简介：

舒萍，女 ，汉族，伟德betvlctor体育官网人类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于2008年10月至2009.2月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赴任访问学者，2010年至2011年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担任访问学者，2016年5月至8月访问香港中文大学。2016年兼任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

近期研究兴趣及获奖文章：饮食文化，生态农业，农村发展。2017年主持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城郊“旅游+养老”产业发展模式研究；2015年参与项目：当代青少年消费文化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引导对策研究。近5年发表《经济人类学视角下的老字号价值体系建构》、《实践型生态文化与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转变——基于山东生态茶园新型经营主体的调查》、 《战略式寻根：基于一个台湾宗亲会返乡活动的层级和结构分析，民俗研究》（CSSCI）等论文。

1. 第一节课时您说本科期间在写有关爱斯基摩人的论文时，对田野调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继续深造人类学。那么您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研究人类学呢？

我觉得，只要对人类学感兴趣，你就能学。

可能有人认为是不是要性格非常开朗，很擅长与人打交道的人才能去做人类学，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类学有一整套学科训练不断促使你跟人接触，锻炼你与人接触的能力。

你问这个问题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对吧？好像学人类学就得非常擅长跟人打交道，其实不然。我在给人类学专业的学生上课时，经常强调：至少在本科期间，经过人类学训练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其实你学完本科之后不一定学人类学，可能会跨专业读研，也可能参加工作，但本科选择人类学并不与你之后的选择相悖，因为不论你以后做什么，你最终还是一个社会人，总要跟人打交道的。

本科的时候学人类学一点都不浪费，并不像很多人所说，我们非得去学那些看上去以后有很好出路的，非常“实用”的专业。我认为，学人类学，第一就是要有兴趣。

在系统学习人类学的本科三年里你会发现你的个人能力有了很大提升，因为我们基本上每一课都会敦促学生去做实地调查。尽管不可能做真正意义上一年周期的田野调查，但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实实在在跟调查对象直接打交道。

不论是人类学班的学生还是我所教的大社会学类的学生，其实他们在最开始跟人接触的时候都会或多或少碰到一些挫折，比如调查对象不一定会接受调查。这时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在人类学概论里跟大家谈到的：要尊重被访对象。对方愿意与你交谈当然很好，拒绝也理所当然。有很多同学发现，在田野里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甚至是白眼，但这种与人打交道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训练。

2.山大的人类学系外籍老师比例很高，国际化程度很高，老师您也在香港和美国深造或访学过。国内人类学还十分冷门，您认为国内人类学和国外的教育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区别可能在于国内的教材和方法与过去相比差别比较大。因为各个学校引进的老师有一些在外国取得过博士学位，外籍教师比例也增加了，所以现在的教材更与国际接轨，很多老师会借鉴一些国外最新的教材和训练学生的方法。比如，以前我读硕士时，上课就只是上课，没有让学生出去做调查的课程安排，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在本科生的课程里已经会安排学生把实际学到的东西和学科所用的方法结合起来以完成期末论文。

另一个方面我认为，如果现在国内的人类学本科一味去跟欧美人类学接轨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比如说语言。这样一个舶来学科，完全用西方的教材或完全用英语作教学语言的话，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分情况而定。因为在国内，如果本科生一开始接触这门学科的时候，直接接触到大量专业词汇会很吃力，因此需要对语言做一些平衡。我们在教课时通常会用汉语，即使主要是用英语，也会用汉语做一些解释或者中文教材，这样的话学生更容易接受。在低年级的时候，即使用了一些英文教材，授课时也倾向于用汉语，用学生习惯的语言表述，以便更好地理解教材。只会英语的老师会放在更高年级。大二时我们会让同学们读一些英文原著或比较好的中文译著，在学生已经有一定基础后，到了大三再去接触些全英文的内容就会比较轻松，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们实际的教学要与海外的教学稍微区分开，并不是说一味地贴近就是对的。

此外，在课程的设置上，每个学校的侧重点不同，因此专业课的设置内容也会有不同。比如，咱们学校侧重于做文化人类学，而且倾向于跟东北亚的研究联系起来，所以咱们会有世界民族志这样的课程。当然，像人类学历史和理论概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这样的课程在国内外都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课。

3.老师您说最近对农业很感兴趣。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正在做或刚做完不久的课题项目吗？

农业是我一直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要首先去做试调查，即看一看你选择的田野点适不适合做你感兴趣的调查。

我当时的导师是研究语言人类学的，因此那时候我的调查内容也侧重于语言人类学。我的田野地点是闽客交界处的一个村子，进入后我发现这个村子里到处是祠堂。因为我在城市里长大，没有看过这些东西，感到很稀奇，当地人也一直在跟我讲他们宗族的故事，所以当时我做的课题就由语言人类学转为关注当地人的宗族发展。

等到我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导师一直强调，做研究一定要去了解当地人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人类学有一个传统，即关心你研究的少数群体或弱势群体，更准确地说是关心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什么是他们迫切关注？于是我又回到了硕士时待的村子。当我真正做博士论文去到那里的时候，我发现人们关心的不是宗族问题了。他们经常共同讨论的问题变为出售茶叶的价格：鲜茶叶是多少钱一斤，加工完了又是多少钱，加工茶叶的钱又拿去干什么——可能拿去盖房子也可能去赌博。通过观察他们做这样一系列事情，就会发现茶叶已成了整个村庄的一个焦点。因此，我的博士论文发生了变化，不再做宗族研究，而转为当地的人最感兴趣的茶业经济问题。

当地不是著名的产茶地，卖出的茶叶价格是比较低的，但他们的生活状态仍然很悠然自得。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处于这样一种比较低的社会地位还是这么悠然自得呢？这里就生出对当地人社会地位和心理逻辑的一个探讨。我们人类学的研究要抓一些关键的文化词语来探究当地人的一系列活动。

我当时以茶叶的口味为切入点，探讨围绕口味的社会建构而形成的一个层级体系里，当地是如何被纳入底层位置，而当地人又是怎么让自己去适应在这个体系里的底层位置的。

做完这些之后我来了山东。尽管我也会对福建那边时不时地回访和联系，但是继续在福建做调查是不现实的。所以我现在的田野点转移到了山东，做关于山东生态茶园的调查。山东发展茶业的历史比较短，并且发展的是新的茶叶经济形态，这跟南方的那些长期发展起来的茶园不一样。

我调查的时候发现，山东做生态茶园的人跟原来我在福建做调查的那些茶农是不一样的。他们跟国家政策话语下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非常相关，有很多生态茶园是一些企业主在做。所以这就生出更多新奇的事物，可以跟我之前进行的研究形成对比。因为农业的主体和发展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相关的一点是，福建的茶农有一个生活的村庄为基础。在山东的做生态茶园的企业主，其实很多也是基于他所生活的村庄或者是这个村庄附近为生产基地。所以他们的乡土联系是有共同之处的。

这个项目之后，我最近在做的是山东寿光那边菜农的调查。因为我一直对寿光很感兴趣，它是全国最大的蔬菜基地。去了后我发现寿光跟其他地方的发展很不一样。我在福建看到的那些茶农在市场体系里话语权很小，但是寿光作为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基地，这里的菜农跟福建的茶农，甚至跟生态茶园那些企业主所面临的市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去观察寿光的市场是怎么形成的。它作为一个全国蔬菜的集散中心，肯定有一个产业链条，那么这个产业链条里的菜农是不是也处于跟茶农一样似乎完全没有话语权的地位呢？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寿光菜农在产业链条中的地位是这样一番景象，而我之前调查的福建的茶农却几乎没有话语权呢？

这些是我一直在关注的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里会被划入经济人类学或是应用人类学的范畴。

国家十几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文件。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用人类学关注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一个学术兴趣点，同时也可以跟当前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我觉得做这样的东西非常有意义，就像我上课提到的，做有担当的人类学家。我们作为学者，通过调查探讨清楚一个地方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可以使当地农民获利，提高生活水平，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地方的模式使得当地的农民发展得不那么好，但为什么当地的人又如此安于现状。我觉得通过非常深入的个案研究从而将这些问题探讨清楚，对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非常有好处。

作为一个学者做学问是一个方面，但当你有了一些深入调查的研究基础之后，再去做一些提议、建议或是提出改革方案的时候就能有的放矢。由于比当地人有更宽的视野，在学术之外，我们同时也可以为当地人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