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王立胜，1963年生，山东省莒南县人，山东大学哲学硕士，东北师范大学法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哲学研究》杂志社社长，兼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等。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中共潍坊市委副秘书长，中共昌乐县委副书记、县长，中共青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山东省援疆工作指挥部副总指挥、潍坊市副市长、山东省对口支援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喀什地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喀什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多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对策奖、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全国党校系统优秀研究成果奖等。主要致力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疆问题、中国乡村振兴问题研究，着力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出版《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重新认识毛泽东》《论作为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乡村振兴方法论》《乡村建设行动——县级场域中的知与行》等专著十多部，主编《新中国哲学研究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70年全景实录（1949-201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影响力评价报告》等著作十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数十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全文转载。

人物采访：

问：王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据我们了解，当初因为高考失利，您才到临沂师专去学习，毕业后到莒县一中工作。您一边教书一边备考研究生，怎么就选择了哲学专业，在这个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那时候考研有项基本规定，就是专科生必须至少毕业三年才能报考研究生，这叫做同等学力考生，没有本科学历，但是要有与本科生同等的学力。本科生毕业就可以考，专科生到毕业第三年才能考。当时的专科大部分是两年学制，我所在的临沂师专政史系是三年学制，实际上和本科就差一年，但也是毕业三年后才能考。

那时候的大学生毕业后工作是实行分配制，我是班里的班长，分配的时候应该有条件选个好的单位，有些省直单位和地直单位，我不知道那时候领导有没有考虑我进这些单位，但是，我心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打算。从入校起我的目的就非常明确，因为高考失利才进了一所专科学校，我不甘心，第一步没有走好，我一定要争取走好第二步，我一定要上一所好大学。我很清楚，实现这种想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考研究生。但是，有两个现实问题摆在面前：一是不知道考什么专业好，二是不知道专科毕业考研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幸运的是这两个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第一个问题的解决是开学不久拿到借书卡的时候，我到图书馆借阅的第一本书是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李泽厚先生关于康德的研究，是借助康德来讲自己的哲学观点。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他在哲学层面提出了要建立主体性论纲，实际上是以康德哲学为切入点，为人性的复归和发扬开启新启蒙的进程。李泽厚先生是改革开放前也就是“文革”期间读的康德，“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就推出了这部著作。“文革”期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然是可以读的，西方哲学中黑格尔哲学也是可以读的，因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读黑格尔可以帮助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但是，读康德就有政治风险。所以，读康德哲学的辅导材料就比较少，李泽厚这本研究评述康德的书对于喜欢康德哲学的人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但是这部著作让我从此爱上了哲学。读中学的时候，我很喜欢政治课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现在想来之所以喜欢政治课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我生长在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父亲高小毕业，不懂得政治理论，更不懂得哲学，他也没有引导我读理论著作。我母亲和我爷爷奶奶都没有读过书，但是，我爷爷是识字的，家里竟然有《反杜林论》，当然还有《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毛主席语录》等书籍。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我爷爷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他在我上学后就教导说要读这些书。我多少次拿起这些书，又多少次把它们放下。个中缘由，就是读不懂。到莒南一中读高中，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政治经济学常识》，突然明白了。其实，当我读了一遍《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的时候，我也没有读懂，那时候也不可能读懂。但是，它给了我很大的思想冲击力，在读书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哲学直抵人心的逻辑力量。从此，爱上了哲学，考研的方向找到了，就是哲学。

考研的方向既然已经确定，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有可行性吗？专科生考上研究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说实在话，当时的心情忐忑不安，更不用说有什么把握了。有些人也劝告说，毕业后找个单位有个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何必去做那些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我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固执，确定了目标后就要想办法去实现。我组织了考研的学习小组互相勉励、共同学习，这个小组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现在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的聂家华教授，山东理工大学的鲁守博教授，还有其他几位同学。为了坚定信心，我收集了一些非本科毕业成功考研的典型事例激励自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学习的时代，各个领域的年轻人都在拼命学习。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在大连某部当兵的战士通过自学哲学考取哲学研究生的故事后，我就组织考研小组一起学习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考研事迹，以激励我们的学习热情。我们受到的启迪是，人家是自学，连专科都不是，都能考上研究生，我们毕竟还是在大学里学习过，比他的条件优越多了。我还记得在报刊上看到浙江省一个师范专科学校的学生，好像是一位名叫郎剑伟的理科生。他考研究生的外语是日语，为了学习日语，他给一个中日友好的青年组织写信，要求该组织协调一名日本青年帮助其学习日语。那个日本青年就一直与其通过书信的形式帮助他学习日语，等到他考研成功，日本青年给他的来信中附上了一张照片，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他们后来成了夫妻。这是专科生考研的生动事例，对我们也是巨大的鼓励。另外，我们逐渐了解到，就在我们临沂师专的政史系，往届学生中已经有两位师兄考上了山东大学社会学的研究生。一位是丁元竹，后来他读了费孝通的博士，现在是中央党校教授；还有一位是刘建柱，他后来到了深圳工作。

至此，我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方向确定了哲学，主要是自己感兴趣；第二个是可能性，好多证据都证明是可能的。

政史系开的课程中，哲学课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这些课都不可能开，更别说中西马的原著课程了。但是，考研究生必然要考这些课程，这些课程仅仅靠自学显然是很难的，必须要找老师帮助。在这方面我们政史系的胡全峰老师对我帮助最大。还有范为启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哲学课老师。前面我说过，我是因为读李泽厚的关于康德研究的书产生了对哲学的兴趣，但是，感觉康德的思想很难读懂，对李泽厚的阐述康德的思想也是似懂非懂。我去请教胡全峰老师，他告诉我，要读懂康德，首先要读《西方哲学史》，了解了西方哲学史的大的框架，才能去具体读康德。他还告诉我要学习哲学，必须要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他把他的藏书——黄楠森先生的《〈哲学笔记〉注释》送给我。也正是在那时，我知道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知道了黄楠森。其实，拿来《〈哲学笔记〉注释》，还是读不懂，就像是吃饭啃了块硬骨头。因为书里又牵涉到很多哲学家，像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系列人物。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未知世界。我从图书馆借来了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来了解黑格尔。康德、黑格尔的思想让我感觉到，进入哲学的世界是十分的艰难，但是，也正因为这个艰难的感觉，也给了我巨大的兴趣。目标没有动摇，意志更加坚定。康德、黑格尔两位哲学大家引发了我步入哲学殿堂的兴趣，李泽厚、黄楠森、张世英的著作成为我进入这个殿堂的入门书。胡全峰、范为启老师成为我步入哲学殿堂的引路人。

此后，我开始系统地学习西方哲学史。那时候买书不方便，没有现在的通讯基础。我们的学校又处于沂蒙山深处的一个小县城——山东费县。一个县城的书店怎么可能有哲学史方面的著作呢？况且当时的哲学史著作本来就没有多少。学校图书馆里也很少有这种书，记得当时从图书馆找到了安徽劳动大学组织编写的《西欧近代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李志逵主编《欧洲哲学史》（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朱德生《简明欧洲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三本书就是我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入门书。没有老师教，就把几本书对照着看。为了买到新书，我非常关注报纸上的书讯，一旦有需要的书就通过邮寄购买。还关注了当时向读者预告社会科学（含人文）领域内各种新书以求得图书印数的专业报纸——《社科新书目》，有需要的书就征订购买。后来又逐渐购得了南开大学冒从虎主编的《欧洲哲学通史》、复旦大学全增嘏老师主编的《西方哲学史》上下两卷。全增嘏老师的下卷就是现代西方哲学，我还买到了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1981年版）、夏基松《当代西方哲学述评》（1983年版）《现代西方哲学教程》（1985年版）、赵修义《现代西方哲学纲要》（1986年版）。我记得在考研过程中还有一本小册子对我学习西方哲学帮助很大，张尚仁先生的《欧洲哲学史便览》（1986年版）。后来还读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册。这样就对西方哲学有了大体的了解。

对中国哲学的学习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下大功夫。但是，为了应对研究生考试，也系统读了几部教材，主要是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肖萐父、李锦全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写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主要方法还是几个版本对照读，便于理解。

1985年我被分配到莒县一中教书，教高中一年级八个班的政治课，还有初中四个班的政治课。到高三时只教四个班的政治课，到1988年考上山东大学研究生，我就把学生从高一送到了高三，我的学生考大学，我考研究生。到了中学后，就下决心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了，所以主要的功夫就下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课，在大学就开过，由于具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考研的明确目的，学习的非常认真。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是我们的主教材，肖前、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成为我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主要书目。最大的困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学习。那时候，像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些著作，很难找到参考资料。办法还是高度关注出版信息，一旦有书出版就邮购过来，不同的版本对照阅读。

在中学工作期间，工作和考研的矛盾还是有的，但不是主要问题，也没有感到有很大的冲突。莒县一中的校长洪国良是个开明人物，那时中学教师比较缺乏，一般都规定不让老师考研（2001年我到昌乐当县长时，昌乐县还对教师考研有限制，我坚决要求他们废除这种不合理的规定）。洪校长支持年轻人学习，我考研之后，他还在学校大会上表扬我爱学习。政治教研组的同事们也都支持我，特别是我们的组长王建华老师。有了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工学矛盾就解决了，剩下得就是自己灵活处理和合理利用时间。

问：您在山大读研的过程中，哪位老师给您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我在山大读书时，哲学系的老师对我都很好。谭鑫田是系主任、牟文华是系书记，他们都很关心我。王复三、汪健、傅有德、颜世元、周向军、姜克俭等诸多老师也给予我很多帮助。说影响最大和印象最深的老师要数樊瑞平先生。他是我的硕士生导师，是我的恩师，是我终生难忘的人，他不仅教会我做学问，还教我社会知识，教我做人，是他引领我走进了学术殿堂。

那时候硕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是列出导师名字的，我报考时不是报的樊先生，据说是我报考的老师连续招生累了，要停招一年，是樊先生收了我。我是1988年入校的，那时候的校园氛围是学习西方学科的人很吃香，连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都受到了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受到冲击。樊瑞平先生当时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就跟着他进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确切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向，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有的老师直接说你们搞得这些不是学问。如果说选择哲学专业是我自己选择的，那么，研究方向的确定却是樊瑞平先生直接影响的。现在想来，一个人的成长过程，都有关键的几步，选择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确实影响了我一生的发展。樊瑞平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为人善良厚道、与世无争，我跟着他读研时，他都已经56岁了，还是个副教授，但是在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有很大影响。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山东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他给本科生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课，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研究生上毛泽东哲学研究专题和中国当代哲学专题。跟着他读书。我就开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和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过程。跟我一级的还有一个学生叫商逾，她的导师是王复三先生，我们两个一起上相同的课。专业课基本上是在樊先生和王先生家里上的。樊先生的课有自己的特色，突出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和科研能力。一般是每个学期开始，他会给贯通性地讲一次这个学期要读哪些书，怎么读这些书，作业就是写出一篇论文。他不是满堂灌式地自己讲让学生听。正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学会了读书，也学会了写论文。虽然我不是哲学本科毕业的科班出身，但是，我在备考的五六年时间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经典著作的学习还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在樊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我比较快地进入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状态。当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在进行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樊先生要求我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要和学术界的热点问题联系起来，我在第一学期的作业就选择了研究毛泽东哲学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写出了一篇《略论毛泽东对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发展》，这篇文章经过老师的具体指导和多次修改，发表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是一篇习作，对我来说，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有多大的学术价值，而是鼓舞了我做学问的热情和意志，从此以后，我把做作业和写学术论文结合起来，又连续在《山东大学学报》《浙江学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了一些文章。因为能够写出几篇论文，樊先生也对我未来做学问充满信心。其时正值临近新中国成立40周年，先生的团队准备写作一部《中国当代哲学》，以迎接国庆，给国庆献礼。也就是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四十年的哲学发展史写出来，他就把我吸收进了写作组。我的任务是写作1956到1966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如期完成了写作，写出了10多万字的文稿，先生非常满意，这本书由石油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参与这本书的写作奠定了我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标志着我的研究由单纯的理论向史论结合的方向迈进。

现在回过头来看，刚刚踏入学术门槛的时候，正是由于樊先生的正确引领，我才能以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为支点，在理论上紧密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这个热点问题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樊老师同时又带我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领域，使理论的研究置于史的基础之上。当然，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没有当时所了解的那么简单，它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在逻辑上的继续。客观上说，实践标准的讨论，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理论意义，它开始了中国思想解放的伟大历程。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十分重要的问题，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出版，结束了这个讨论。历史逻辑的背后隐含着主体性这个理论逻辑。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出场也是这个主体性逻辑的延续。因为参与《中国当代哲学》的写作，我对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硕士论文就选择了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一主题。这个主题的实践背景是当时我们已经提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现实问题的研究需要历史的追溯，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到的，那么，这和毛泽东当时提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在哲学层面上是怎样的关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当时的毛泽东哲学研究界都在探讨这个问题。石仲泉先生已经出版了一本影响很大的书——《毛泽东的艰辛开拓》。

我选择这个题目做硕士论文，老师们是有些担心的，总的看法是，认为我太年轻，这个问题重大而复杂，能不能驾驭这个宏大课题呢？开题报告的时候，好几个老师特别是王复三先生劝我放弃这个题目，理由就是这个题目政治敏感性比较强，不好写，很多问题争论很大，担心我写不好，毕不了业。樊先生支持我做这个题目，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写出了十三万字的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写作过程是难忘的，那时候没有现在的信息化手段，资料的收集就是很大的难题。樊先生把他积累的相关资料都给了我。还介绍我拜访了石仲泉、蒋照义、李君如、刘林元、雍涛、毕剑横、张国新等著名学者。毕业后，我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经过扩充写出了一部专著。写这本书时我刚到山东省委党校工作。1991年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被派到莱阳市吕庄乡姜王庄村搞社教，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我白天劳动，晚上改写论文，就在那期间把这本书扩充到了五十多万字。陕西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出了一套书，我这本书就作为重点书目被选中，书名叫《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出版以后影响比较大，还获得了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这个一等奖也是山东省委党校成立五十年来零的突破，由此还给我带来很多荣誉。

我毕业的时候，山东大学哲学系动员我留校工作，谭鑫田主任动员了几次，说实在话，我是很想留校的，跟着樊先生继续研究毛泽东哲学，山东大学有很好的学术环境。但是，当时留校困难却不小，主要是解决不了生活的急需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成家了，首先要有住房，但是山大解决不了住房问题，如果去党校就有房子，这样后来就去了党校。为了培养我，樊先生还带我参加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有关会议，那时候的学术会议没有现在这么多，经费也没有那么充足，出去开一次会议是比较困难的。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是1990年10月在安徽马鞍山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讨会。这是我印象至深的一次会议。樊先生带着我乘火车先到南京，然后又乘汽车到马鞍山，这是我第一次出山东省，一切都是新鲜的。在这次会议上见到了很多毛泽东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名家大家，聆听了龚育之先生的主题报告——《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这个报告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到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对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那次会议，我还提交了一篇论文——《毛泽东论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问题》，会议还安排我作了大会发言。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山东省委党校主管主办的《理论学刊》上。这次会议使我大开眼界，更加坚定了做毛泽东哲学研究的决心和信心。会议期间还安排了由马鞍山歌舞团演出的一场歌舞晚会和马鞍山景点的参观。会议结束返回南京，我们在南京去了中山陵、夫子庙、总统府等著名景点。会议还组织大家一起去黄山，樊先生是想去的，我其实也非常想去，但是口袋里没有钱，当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艰难，我就说老家有事情，要顺便回一趟老家。樊先生说你不去我也不去了。我们就买了回程的火车票，我到了徐州下车，乘汽车到临沂，樊先生直接到济南。这次回来我一直很自责，心里想的是，将来生活条件好了，一定陪先生游览黄山。其实，那次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办成心里非常难受，会议期间庄福龄先生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三卷本刚刚出来了第一第二卷，会议期间可以购买，我是多么想买这本书啊！可是买不起。对于没有陪老师去黄山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还是悔恨流泪，如果现在老师还在，我一定好好陪老师去趟黄山，可是这个遗憾永远实现不了了。老师2006年春天永远离开了我们。我2005年底到青州当市委书记，春节期间我去看老师的时候，他谈到臧乐源组织山东哲学学会在诸城开了一个会议，诸城这个城市很好。我说，明年春天接你去青州住些日子，青州有山有水有文化，您可以在那里好好转转。老师高兴地答应着。春节后，由于刚到青州忙于调查研究开展工作，很长时间没有跟老师联系，突然有一天晚上接到老师二儿子的电话，告诉我说老师想见我，已经住院了，让我回济南一趟。我预感到事情不好，老师从来不愿意去麻烦人，主动提出让我回去一趟，这是很超常的事情。第二天我早起赶往济南，大概六点到达齐鲁医院。他还在睡着，我大概等了近一个小时，他醒过来，看到我来了非常高兴，尽管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老师告诉我说，知道你很忙，叫你来一是想见个面，怕见不到面了；二是我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也不见好转，你找一下医生看看是不是换一种治疗方式。听到这两句话我只想哭，但是又强忍泪水。我去找了医生，他说老人已经腹水很严重了，他们已经很努力了。我回到青州没有几天，老师与世长辞。

在山东大学学习期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有何中华老师。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当时刚从莒南县调到山东大学哲学系不久，组织上安排他跟着樊老师学习。二是何中华老师是莒南人，跟我一样都是大店镇的，是很近的老乡，再加上年龄相当，他比我大一点。所以，接触比较多。何中华19岁在《哲学研究》发文章，他也没上过大学，所以说他更是我学习的榜样，他的精神和对哲学的热爱与执着都影响着我。总的来说，在山大的学习和经历确实为我以后的成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无论是从政还是做学问，我觉得哲学对做任何事情都有所帮助。

问：硕士毕业后，您辗转于省委党校、政府机关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多方的行政工作过程中依然保持着高度的治学热情，著述不断，请问您是怎样处理学术与行政、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呢？

其实我从山大毕业以后就想好好做一个理论工作者。后来我在党校工作了8年，干得非常顺利而且成绩也比较突出，每次学校的荣誉称号和表彰，领导也很看重我；那时候包括北京一些科研机构，还有一些省直部门都想要我过去工作，虽然我觉得到那里去工作也挺好的，但后来还是没去，而是选择到了基层。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契机。我在党校那段时间，党校的学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之前，我们的学员也就是领导干部，一般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大学毕业生很少，但是后来学员的文化素质、文化水平提高了很多。这样一来，党校教员的水平和学员需求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第一，学员的文化水平、文化素质整体提高；第二，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外出参观、出国考察，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了解要远远超出党校的教员。相应来说，党校教师的整体水平没有跟上，又没有外出参观考察机会，更别说出国考察了。比如南方改革开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像深圳发展得很快，那些基层干部都去过，党校老师却很少有机会去。这个情况下，学员就反映，党校教师的总体问题就是理论和实际脱节，也就是不接地气。所以1995年，也就是到党校工作4年以后，我去济宁嘉祥县挂职，挂职时间是一年半多。挂职带给我的感受很深，确实基层和我们原来所了解的差距太大，但是也感觉到挂职所了解的实际是比较美好的，所以我就有了一种想法：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基层去。所以1997年挂职回来以后，省直机关调我过去，我没有动心，北京的几个科研机构也有意要调我，我没有动心。而是选择去潍坊市了。我在潍坊先是担任市委副秘书长，然后在昌乐当了五年县长，又到青州当了五年市委书记。

这12年期间，对我来说实际上完全是另一个领域，和原来学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过去叫理论，那么现在就叫实践。而且当时是改革开放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山东发生变化最大的时期，我正好在潍坊，所在的三个岗位都是非常重要的岗位。这些岗位需要亲身去实践，但我依旧有搞理论研究的冲动，就是在做实际工作时思考理论问题。当我们做理论研究的时候，需要实践来支撑；同样，搞实践的时候，国家情怀会起作用，再就是毛泽东的社会改造的理想也在起作用。虽然我做的是基层的事，但是往往不自觉地从国家层面、哲学层面思考面临的问题，就又回到了学术问题上。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促使着自己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进行理论思考，对我来说，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的热情从来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强烈。这是因为，在实践当中提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更需要思考，这确实是促进了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但是那时候时间有限，我的主要任务是实践，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保持每年发几篇文章，学术文章要有，理论总结的文章也要有，这样就不至于在实践中消磨了自己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勇气和能力，我要保持学术研究的冲动。那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回到学术界、理论界，我记得《重新认识毛泽东》一书的后记里也讲到这一点，我只是暂时地离开学术界。所以我在实践当中，特别是在潍坊期间，一直保持学术研究的心境，但是当时学术研究的领域不是很集中，因为随着工作的变化，思考的问题也在变化。

之前我是搞哲学的，但是到了省委党校以后，因为研究毛泽东和党史，所以我并不是在哲学教研部，是在党史教研部，而且我在学校讲的是党史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一来，我的学科和领域就成为用哲学方法研究党史。那么在进入基层以后，涉及到的领域就不仅仅是哲学和党史。当县长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经济问题，所以我就读经济方面的书，经济学流行的那些教科书我都读过，尤其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城市化的一些经济学著作，除此之外还有农业理论、农业农村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读的书和写的书基本上是经济学方面的。到了青州当市委书记的时候，我觉得只读经济学的书还不够，又增加了两个学科，一个是历史学，一个是社会学。在一个地方执政，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是不行的。想要了解当地的情况，那就要首先研究当地的历史、地方史、区域史，了解县制、市制、府制，另外当时正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这些历史著作很流行，我就疯狂地读历史书籍。我还主编了一部《青州通史》用来研究青州的历史。后来我发现，当县长可以多读经济方面的书；但是当书记则是治理一个地方，光读经济方面的书是不行的，所以社会学的书又进入了视野，那时候读了很多，特别是费孝通的著作，当时能够找到的我基本上都读了。所以实践中的研究是被实践推着走的，它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说像我教书的时候一样，教哪个学科就读哪个学科的书。所以书店里社会科学这一栏的书我都看。

在潍坊工作期间，我考取了东北师大田克勤先生的博士。田老师胸怀宽广，治学方法非常开放。他指导我结合自己的实践来写博士论文，他说，只要你能够自圆其说，在党的思想理论和中共党史的范围内，具体研究什么课题都可以。所以当时我就选了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研究，这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涉及的学科比较多，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中共党史诸多学科。我先是就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做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求是》《科学社会主义》等报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博士论文后来修改出版了一部专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论文答辩的时候，几个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优秀博士论文，后来就在吉林省评了优秀博士论文，后又推荐到国家冲击百名优博，那一年规定，凡是有副教授职称的，不能再参与评优，所以这本书就没有评上。2018年，这本书又重版了一次，著名经济学家卫兴华先生还写序予以推荐。可以说，这本书在农业农村研究领域开辟了一个新路，就是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再辅以一些经济学和文化学的理论来做农业农村研究。我用了一个核心概念来思考农业农村问题。这个核心概念就是“社会基础”，就是思考如何重构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我的理论兴趣是研究自己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从学科来看，很难说归于哪个学科，这是一个跨学科的问题意识，实践为理论的思考提供了原初动力，所以也容易在理论创新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说社会基础的概念，社会基础本来是一个日常用语，但是我把它进行了学术化的提炼，上升到一个学术概念，然后呈现为一种研究方法。当时我在曲师大带了一些研究生，我的研究生都是用社会基础这个概念研究中国农村、中共党史上的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当时我自己也是用社会基础的概念来研究人民公社，这一篇文章发在《中共党史研究》。

这个研究后来逐渐过渡到我现在关于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基本方法论的思考，就是以县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农村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我主张乡村振兴要以县为基本单位整体推进。我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乡村振兴方法论》，在这本书里非常系统地谈论了我关于乡村振兴方法论的思考。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虽然现在大家都在讲乡村振兴，但好多都不得要领，在实践中有很多方法却没有达到方法论上的理论自觉。就是要从实践当中发现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同时，通过理论研究提炼出自己的一些概念和想法，形成了理论的自觉，反过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最近要出版的《乡村建设行动——县域场域中的知与行》就是以县为基本单位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记录。

2010年，组织上安排我担任潍坊市副市长，同时到新疆喀什援疆。援疆期间我主要分管经济援疆，在工作的同时，我也开始了对新疆问题的研究。我就自觉地用社会基础这些理论来分析新疆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概念的解释力很强，然后我就用它在新疆指导实际工作。留疆以后，我又当了一年的宣传部长、两年半的常务专员，这些理论我都用来指导实践。

2015年底我调到北京工作，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先是去了经济所任党委书记、副所长。主要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过去没有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但是，大学时却是系统地学过政治经济学，也读过《资本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提出要重视政治经济学，之后他提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是全新的。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安排我牵头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智库。2016年我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由此我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个重大项目，我们研究得非常顺利，到现在出了很多成果。团队一共发表了110多篇文章，其中有我自己发的67篇。这67篇文章加起来大概80万字，现在已经结集，交由出版社出版；我还主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名家论丛》25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智库文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年度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竞争力评价报告》，这些书在崔刚社长、孙凤文总编和张元立副总编的大力支持下，都由山东城市出版集团·济南出版社出版，这家出版社以社会效益为重，全力支持这个项目的出版工作。我们还以课题组的名义跟江西高校出版社合作，写出了四卷本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探索与中国道路的形成》近200万字的阶段性成果，已经交出版社出版。该社非常重视这部书的出版，尤其是副总编蔡卫红女士，她已经不仅仅是编辑了，她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目前，这项重大课题已经上报请求结项，项目的成果是写出五卷本的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史》。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把经济实践的经验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从而使其上升到“系统性的学说”的过程，这个学说根源于实践，又不断地用这种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同时，我还把这些理论的研究用于对乡村振兴的思考，目前我对于农村的研究基本上集中在乡村振兴问题。所以说，实践和理论之间是一个良性的互动过程。这就需要对实践保持高度的关注和兴趣，同时又必须要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研究，这样才能达到良性互动。

2018年底，组织安排我到哲学所任党委书记、副所长，有朋友说，你这是回归哲学了。我也比较认同这种说法。我本来就是学哲学的，虽然因为从事实践工作没有从学术的层面搞哲学的研究。但是，我毕竟对哲学领域的人和事不陌生。从工作经历上看，我本来是学哲学的，从哲学起步，在党校研究党史，然后又到实践当中去研究农村农业问题，当书记以后又研究历史问题、社会学问题，到了新疆又研究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然后到了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经济学的问题，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哲学上来了。

到哲学所以后，我承担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同时继续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乡村振兴问题研究，当然这都是在经济所时就已经开始了的课题，要将其圆满结束。同时，我又开始接续我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写了几篇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强烈的时代性和现实性，只有关注现实和把握时代才有生命力。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化”出了成果，这个成果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南京市委党校的陆剑杰先生是我的忘年交，90年代我们就认识，他一直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法，他写出了一部份量很重的著作——《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他得知我到哲学所工作后给我来了一封长信，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他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想法，其实，他的想法我早就了解，他的这部书我在新疆工作时就已经认真读过。同时，我也看到了刘林元、尚庆飞等学者写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下卷），任平先生也一直使用这个概念。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来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那现在我们党的理论体系当中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哲学上没有与之对应的一个中国的概念，这个概念可能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也有学者在做这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当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从时间跨度上看，好像涵盖的范围小了一些，不能完全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哲学体系。我们可以使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最基础的方法论，如果没有就无法解释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00年的时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历100年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概念可以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但这仅仅反映了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总会“化”出成果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是10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以从历史来看，提出这个概念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我们现讲中国道路，那么中国道路在哲学上的表征是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或者哲学表征。我们可以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进行哲学层面的中国道路研究。

鉴于这些想法，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调研的过程中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室调整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的建议，得到了认可，进行了机构的改名。同时我们整合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力量，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设置为创新工程的A类项目，还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四五”规划的重大项目。我们举办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30人论坛，计划每年举办一次；还要与兄弟研究机构合作举办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论坛、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论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论坛、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论坛、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论坛。我们还要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年度报告》。我们启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5卷本的撰写；我们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列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教学计划。

以上大体是我从1998年去基层工作到2021年的时间里探索理论与实践融合互动的历程。

问：老师，您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比较深入，请您简单谈一下你在这方面研究的发展脉络，您认为这些理论对我们现代化建设有什么作用？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直到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我是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逐渐展开的。这些思想理论体系的历史演进体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发展脉络。我的研究也是跟着这个发展脉络走的。当然，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有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说过：“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基础中最基础的部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我们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在两个层面进行的，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随着时代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形态。对这几种理论形态我都有研究，特别是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和时代特点的不同问题。但是，我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研究从来都是非常重视的，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这本来就是我的专业，所以，不管岗位如何变动，我都是在反复的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哲学著作。

我在跟着樊瑞平先生读书的时候，一开始是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哲学进行研究，后来邓小平理论上升到指导思想的高度，自然就会去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后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被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也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樊瑞平先生的团队在国内是较早把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这个团队还承担了一个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叫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我也参与其中，这个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一部150万字的专著——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分上中下三卷。这部书的出版得到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时任出版社副总编的杨云宝先生付出了很多心血。杨云宝先生不仅仅是一个编辑，同时也是一名学者，可以说是学者型编辑，他全程参与了这部书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好的修改意见，他已经成为一个名毛泽东邓小平研究专家，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了什么是敬业精神。对书的这种热爱使其不顾身体的健康，眼睛高度近视，达到2700多度。这部书的修改过程还发生过一件令我一直痛心的事情，那就是在有些问题的思路上我与樊老师发生过比较大的分歧，我坚持自己的想法，樊老师也坚持自己的思路，争论了几个小时，结果第二天老师病了。

对于这些理论成果，除了要对随着时代发展变化表现出的不同的理论形态进行具体研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贯穿其中的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直到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一样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无论是在山大读研究生的3年还是在党校的8年，还是以后到基层工作期间，在我的学术研究当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因为不管是理论工作还是实践工作，都需要深刻理解指导思想的发展，指导思想的根基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在我的团队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就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体系结构、逻辑基础进行深入探讨。我们还在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的思想发展脉络和他那个时期的思想贡献。对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研究，我着手比较早，已经发表了十几篇相关文章。今年9月24日，我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基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视角》，这篇文章可以视为我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成果。目前我们已经在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和哲学基础的问题。现在我们还承担了中国社科院马工程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原创性研究。

问：您一直关注着农村问题，也很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出版了几部关于农村问题的专著，您认为农村现代化和我们中国整个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过去关于农村问题，大家都把它叫做三农问题。我历来认为，“三农问题”只是一个叙述的方便，三农问题就是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农业就没有农民，没有农业和农民就没有农村，所以农村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在讲农村的时候就已经把农业和农民包含在里面了。当然农村的概念是相对于城市来讲的，有农村才有城市，有城市才有农村，这是两个相互依存的概念。过去没有城市的时候就没有农村，那时我们都叫乡村。农村和城市是对应的，所以说农村也是工业化的产物，因为城市化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这是对应的概念。我思考这三个问题从来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的，所以我很少提“三农”这个词。我主要是提农村问题，因为这是个整体性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性问题。农村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我提农村现代化是比较早的，我2008年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修改形成专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那时候很少有人讲农村现代化，讲得比较多的是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后来，尤其是近几年，中央开始提农业农村现代化。现在看来，农村现代化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只是农业问题，而农村问题是个整体性的问题，包括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所以说乡村振兴不只是农业的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乡村振兴是五大振兴，我们现在的工作布局也是五大布局。当然，经济是基础，但是乡村振兴总体上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重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在农村现代化的整体性的表现。最后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话，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来达到农村现代化，才能达到真正的中国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总书记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宣布中国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同时又及时地宣布要实现脱贫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这个衔接就是不能脱贫后再返贫，而这只有通过乡村振兴才能解决。

过去大概有2亿多农民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我们把他们叫做农民工，他们往返于城市和乡村之间。有些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流动中国”，只要这些人还在来回奔波，就不能说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所以必须解决流动性问题。流动的农民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一面，然而，流动性也会带出很多问题，尤其是治理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老龄化越来越严重带来的养老问题。现在我们处在乡村振兴大战略实施过程中，就是要解决这些流动性的人口如何能够安居下来的问题。安居无非是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城市放宽落户政策，使能够在城市落户的农民变成市民，而且他们在城市居住下来以后必须能够有业可就、有家可居；另一个是一些没办法在城市落户的人，要返回到农村，不能总是来回奔波。关键是返回的农民要回去的地方，不能是原来意义的村庄，不能是像之前破旧不堪、医疗文化条件很差的村庄，他们要回去的村庄必须是实现再造的社会服务与城市均等化了的村庄。所以农村必须要实现重构。现在各地都在探索农村重构的形式，比如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空间组织形式。总的来讲，这些形式就是要使农村在公共服务上达到和城市均等的水平，公共服务最起码包括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社会治理服务，这样的话，住在乡村的幸福指数不亚于住在城市。我们知道，住在大城市压力很大，类似房贷、孩子教育等压力的问题，住在类似欧洲那些小城镇、小村庄却很好。但我们原来意义上的村庄是比较落后的，基本没有公共服务。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乡村振兴活动，引导更多资源要素向乡村聚集，重构后的乡村一定是幸福指数不亚于城市的乡村。中央已经提出文化强国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候城乡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基本实现了城乡融合。另外，城市的人口可能会要往乡村反流，所以总书记才讲城市化和逆城市化并存。

我们现在探索的就是这样的问题，其中牵扯到的很多理论问题都需要重建。过去的学科都奠定在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现在发现，西方现代性自身带有很多的问题，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没法克服。比如美国现在暴露出很多弊病，中国可以学习西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经验，但是，不能照抄照搬和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走过的路，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反思西方现代性给中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更应该认清楚西方现代性在全球的困境。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以说，五大文明协调推进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新道路的最根本的特征，这是西方现代性模式所不具备的。很可能我们今天要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是新的现代性文明，它不反对现代性，但又超越现代性的弊端，我们要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这种道路实际上就是刚才讲到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包括农村现代化道路。

问：您觉得大学生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应该怎么样去平衡和处理理论学习和实践的关系？

总体来说，大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读书来学习。毛泽东认为学习要读“有字之书”和读“无字之书”。读“有字之书”就是要认真读大学所规定的学习书目，大学的学习是有规律的，大学的课程设置也是教育教学经验的积累，有它的科学性，因为教育教学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大学是打基础的阶段，读书应该是第一位的任务。读“无字之书”就是参加社会实践，这是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实践丰富多彩，没有实践感的死读书，即便是学了点知识，也无法将其转化为智慧，所以毛泽东又主张要读“无字之书”。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学习要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结合。读书是学习前人的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就是直接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学习只不过把前人的间接经验学到自己的手里，实践就是直接经验、直接体悟、直接体验。大学这4年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读书上，而且主要是读经典，现在的书很乱、很多，大家不要乱读，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经典著作。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等很多东西都是经典著作在今天的一些呈现，读经典著作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学的一些词语都是出自于经典。比如写诗，有一个词叫用典，用典就是化用典故、故事、成语。

哲学学习，中外经典都要读。本科生还没有细分二级学科，学的是哲学一级学科，那么哲学学科里面的中外经典，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都要读，所以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在读书上。但是实践也不能忽视，因为所有的经典都出自各自的时代背景，也都有相应的历史局限性。如果要真正地学好经典，达到能够用的程度，那肯定要结合实践。所以还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参与社会实践，但参与实践并不是像工农兵大学生那样完全以实践的方式学习。当时的教育思想认为，类似技能的东西都应该是在实践中学来的，理科主要是做实验，工科要进车间，这些都是通过动手来实现的。那时的很多大学都办到农村和工厂去了，走向了一个极端。现在可能又有另一个极端的问题，那就是完全忽视实践。当然，哲学是反思的学问，是对思想的思想，搞哲学本身不需要动手，而是要动脑。但是，哲学又不可能离开现实，它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有现实性、时代性，那就要了解现实、理解现实，需要实践感。所以，工业、农业、社会这些问题都应该关注。当然，实践有不同的形式和方式，比如假期的社会调查、实习课，总体来说就是要获得一种实践感，不然就会云里雾里，在概念的王国里漫游。另外，接触实践中的人，也有助于获得实践感，比如亲戚、同学。本科生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去获得实践感，但是总体上还是要以读书为主。但是到了研究生就不一样了，像我现在带的学生，我会给他们很多机会做横向课题，通过实践中一些课题的研究发生与实践的联系，以此来解决学术研究接地气的问题。总书记反复告诫大家，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深意就在于此。

问：老师您觉得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读书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没有适用于一切人的方法。不过，还是有几条需要注意的。

第一条，不能为了读书而读书。读书不是目的，读书是为了实现人生的目标，这就关系到读什么书，怎么去读书。如果说人生的目标是为了找工作，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这肯定在思维方式上就没有大的格局。我个人最大的体验就是，我从上学时读书到工作时读书，好像都有一种国家意识和国家情怀在起作用，就是要把自己的成长融入国家的发展格局当中去。社会在发展，国家在前进，我怎么样读书才能跟上这个时代，这个很重要，它决定了你的胸怀、气度、格局。

第二条，不要乱读书。还是我刚才强调的，不管哪一个学科，老师指导读的书，都是他在教学过程和经验积累中觉得在学科框架内、在这个阶段应该读的书。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如果还有精力，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进行阅读，未必受到所学的专业和学科的限制。青年毛泽东就是因为觉得老师教的东西不足以支撑他当时的学习兴趣，离开学校去图书馆自学。读书的过程中，因为每个人的知识储备不同，可能有的人读得快，有的人读得慢，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学哲学还是别的专业，中外经典都要认真读。这就是书的选择问题，时下文化繁荣，各种书籍很多，网络提供海量信息，切忌读书无选择的盲目性。

第三条，探索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读书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在一定意义可以说目的决定方法。本科阶段是学习知识的阶段，读书是为了知识的增益和锻炼自己的学习能力，以至于有人把本科阶段的任务叫做“学会学习”。这个时候的学习方法应该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探索自己如何有效地把握老师讲的内容以及掌握老师布置的书目内的知识。研究生阶段的读书目的有了变化，是为了研究和写作而读书，读书的方法自然会发生变化，要围绕研究主题去选书，要掌握的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在开设课程中安排了“哲学阅读与写作”和“哲学研究方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

总之，方法不是固定的，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需要自己去探索，每个人都会探索出自己的读书方法。但是有一点要记住，就是要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读书，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