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看到的同学们的26篇纪念文稿，真是精彩纷呈，生动感人。此前，虽然晓武和李芹不断地督促和鼓励我写稿，但我始终觉得和同学们相比，自己既没有什么建树，文笔也甚为平庸，所以一直没有勇气动笔。春节期间，每天在吃饱喝足之余，又更多地回想起了昔日难忘的大学时光，回想起了一路上那么多的需要感恩之人，遂下定决心，即便是滥竽充数，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和所有同学一样，1977年的高考，将我送进了山大的校园，圆了我的大学之梦。圆梦路上，需要我真心感恩的人很多很多，但我首先要感恩的，还应是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文化水平不高。1948年，我的父亲高小还没有读完就参加了革命，他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升自己。先是从掖县（现为莱州）县委宣传部到了大众日报社，后又选调到国家体育报社，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后因母亲和家庭不能随之调动，3年后又回到了大众日报社。父母深知文化水平对个人工作和发展的作用，因而特别重视子女的学习。尤其是我的母亲，她虽然从小就渴望读书，却因家境贫寒，没有上过一天的学，参加革命后才在妇女识字班里识了字。报社是知识分子如云的地方，既有高中生，也有很多大学生，母亲由于文化水平低，就一直做着文书的工作，既未能当编辑，也未能做记者。所以，母亲便把上学读书以至上大学深造的希望寄托在子女的身上。1957年，因为母亲生病导致我成为早产儿。当时母亲患的是结核性脑膜炎和粟粒性肺结核，国内没有特效药，报社的领导联系了上海文汇报社，专门为母亲从前苏联弄来了药，治好了她的病。所以父母一直告诫我们，没有毛主席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定要好好读书，报答党的恩情。十年“文革”期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受到了严重破坏，“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我们的学习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在那种环境下，甚至在“停课闹革命”期间，父母也一直在督促、鼓励我们兄妹学习，母亲更是利用在报社图书室工作之便，一次次批量地带图书回家给我们看。我所阅读过的国内外大量经典文学名著，大都是在此期间读到的。也正是在父母的鞭策下，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各科成绩几乎全是100分，学习成绩每每都是全班第一。

其次，要感恩我不同学习阶段的老师。

我在山师附小和山师附中度过了我的小学和初中，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许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栩栩如生。在山师附小，教导主任刘雅春老师讲话逻辑性很强，言简意赅，数学教的特别棒，后来调到解放路第一小学当了校长；李方荣老师富有艺术气息，语文教学很有激情，她也是山师附小宣传队的总负责人，在我的脑海里她几乎就是活着的林道静，由她带队，我们学校的合唱比赛几乎每次在济南市中学生比赛中都是第一名；谢淑玲老师毕业于山师大，我们在山师附小带帽中学期间，她负责我们的数学和英语教学，讲的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令人印象深刻。

我也庆幸高中时代遇到了好老师。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的英文老师薛月仪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不仅为我们的英语学习，也为班级的团结进步费尽了心思。政治老师王南勋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也曾教过我们语文。他特别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强调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的儿子是我们山师附中百米冠军，儿女双双考上大学。80年代他带过的一个班，最后一个不落地全部考上了大学。语文老师谢洪祥毕业于山东大学，讲课十分生动，引人入胜。他讲的《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一课，讲完后全班同学都到处去借《三国演义》看，我也是在那期间读了这部名著。我大学毕业前，谢老师又回到了山大中文系任教。中学时期，我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这个角色要求我身先士卒做表率，也让我的学习有了更大的动力。

1975年7月，我高中毕业，11月被分配到山东新华印刷厂，当了一名排字工人，还担任了车间团支部学习委员。作为工人理论队伍的成员，在厂期间曾多次被借调到宣传科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帮忙。让我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是，在印刷厂期间，曾与蒋捷夫等多位山大教授一起合作撰写了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的学习辅导材料，这让我对大学有了更多的憧憬。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高考制度，10月份在各大媒体公布。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无比振奋，立刻设法筹集资料，争分夺秒地投入了短暂紧张的复习。厂里工作很忙，记得当时正在印制《毛选》五卷，不但没有午休，还经常加班加点，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复习，只有每天晚上10点到家后才能看点复习材料。12月，我和庄平在同一个考场完成了考试。接到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我走路都感觉有点“飘”，周围的花鸟树木也都似乎在向我欢呼致意。后来听说，市中区录取的考生，我们印刷厂有9个人，是入学率最高的单位。我们家所在单元楼又是大众日报社入学率最高的，有6个人考上了大学，其中4人进入了山大。那一年，我哥哥也考入了大学，兄妹一起圆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最后，当然要感恩大学时代的老师和同学。

1978年2月我踏入了山东大学哲学系。当时我填报的四个志愿都是山大，第一志愿就是哲学系。之所以选择哲学系，是因为我以往读书中曾看到“哲学使人睿智”，而我自知思想幼稚，处事太感情化，所以想通过学习哲学让自己变得更理性一些（遗憾的是，至今都退休六年了，却一直都未曾进阶到“睿智”）。入学第一课，就被臧乐源主任高亢嘹亮、激情彭湃的讲话所打动。教中国哲学史的周立升老师、教欧洲哲学史的龚兴老师和李武林老师、教自然辩证法的肖效武老师、教《反杜林论》的杨贵昌老师、教哲学原理的樊瑞平老师和徐学圣老师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忆犹新的是，由于樊老师的提问常常让人猝不及防，所以我一直特别害怕被叫到。记得于炳贵师兄常常被叫到，但他的回答却总是那么成竹在胸，从容不迫，让我佩服万分。另外还有李树军老师，热情大方，让我一直心存感念。他给我们上过伦理学的课，毕业前夕还曾带我们到文登张家埠实习，1998年我去墨尔本探亲时曾得到他和家人的热情帮助和盛情款待。除了在本系听课，我和卢阿青、吕敏等还去中文系旁听周来祥等老师的美学课。由于陈之安和孔令仁老师的历史课也十分精彩，我们去历史系也听了不少课。老师们犹如辛勤的园丁，为我们的成长注入了丰富的营养。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大学期间，我有幸遇到了那么多的好老师，也有幸拥有了这么多的好同学。班长李宏祥严于律己，关心同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好大哥。中学时期，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基本一直无人超越，可进入大学后看到那么多同学非常出色，思想十分成熟，不少同学入学前就是单位的领导，尤其是讨论起学习中的问题，他们侃侃而谈，学识十分渊博。毕业后成为著名学者专家的同学不少，进入政界造福一方的同学也很多。跟他们相比，让我汗颜，真实地体会了什么是井底之蛙，什么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从小到大不断有人问我，你喜欢做什么？说实话，到今天为止，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什么。但是我们班的李培林、傅有德和刘玉安、周向军、唐少杰等一些同学，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学术成就，我觉得是他们在大学求学期间就有了自己的选择，并向着目标坚定地前进。还有庄平和李芹，她们学习都十分刻苦，每次晚自习，都是我们女生中最后离开教室的。还有的同学，像刘力言不顾自己血压高，为抢救系里的老师去献血，李涛、刘兴章、曹晓武、吴溪清等牺牲自己的时间，给同学理发、照相、买书、修表等，助人为乐。还有的同学在新的领域中发展，成绩卓越。方宏建，一直在我心中是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形象，我以为他以后会成为著名的逻辑学家，却没有想到最后却成了山大的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更没有想到他还会赋词作曲，而且唱歌还那么好；马士岭和肖连生，他们和我一个小组，日常的印象是老实忠厚，未曾想现在的他们一个在股市低进高抛，成绩斐然，一个在学界和商界自由驰骋。

我感恩父母和老师为我的梦想筑基并教我如何做人，也感恩同学的现实榜样。正是他们的榜样和激励，让我在踏上工作岗位后一直不敢懈怠。我1982年1月入职于山东社会科学院，从事妇女学和社会学研究，承担过多项国家课题和省课题，多次获得山东省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2000年被评为正高，2010年升为三级岗。工作期间，任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山东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山东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山东省社会学会常务理事。2000年首批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2003年入选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社会科学人才库”。在女性研究领域，也小有成就，先后率队完成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山东域）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的调查数据分析。作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主任，曾先后受邀率团访问了奥地利、日本和韩国，参加了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妇女人权大会。2009年，我们中心被山东省妇联授予“山东妇女性别研究/培训基地”，2010年被山东省直机关授予“巾帼建功先进集体”，2010年被山东省总工会评为“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岗”，2012年获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和全国妇女创先争优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我喜欢旅游，去过国内外许多地方，拍摄过无数景色艳丽的美照。但是，这些都没有青春飞扬的山大校园、山大老师和曾经朝夕相伴的同学给我的印象更深刻、更感人。这一切，都将留在我的梦田里，永远不散场！

2023年2月8日于济南

文：王毅平

图：王毅平、《如歌岁月》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