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易逝，岁月无情。四十年前的我们是那么的年轻，可谓血气方刚，壮志凌云。然而，转眼间，我们都变成退休老人，天天致力于养生养老了。唉！一声叹息，万般愁绪。此刻，带着淡淡的忧伤，沉浸在对大学生活的追忆之中。

机会来之不易 必须刻苦学习

我是1974年夏季于原籍莱阳第四中学高中毕业的，与大多农村中学毕业生一样，只能回到原籍务农。那是一段失落无奈、郁郁寡欢、焦躁难安的岁月，身体生病，前途未卜，人生迷茫。这种郁闷的心情无处安放，无法排解，只能从千方百计淘来的一部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中得到慰藉。好在这一灰暗的时日不长。半年后，在年底的一次近40名团员的团支部大会上，我突然被全票（除我本人）推选为大队团支部书记。毫无疑问，激动，感动，失眠，既感到不知所措，又似乎信心满满。

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曙光，从而唤醒了青春的活力。十八岁的我，白天同社员们一起上山下地干农活，中午、晚上则经常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种义务劳动，召集团员开会学习文件，还开办了200多名青年参加的夜校，年底组织排演春节晚会等等等等，轰轰烈烈，煞有介事。年纪虽小，却有着改天换地的志向与情怀，当时，决心扎根农村，把我们村建设成为“大寨大队”。如此一年半的经历，成为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火红的年代”。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又改写了我的人生。鉴于我回乡后各方面表现突出，被公社选拔去参加了为期三个月高中语文教师的培训，后顺理成章地于1976年8月1日回到母校莱阳四中当了高中民办教师。当时，学校并没有安排我教语文，而是让我教政治课（两个年级八个班），主要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和自己编写的时事政治。同时，还让我组建并分管学校文艺宣传队。一个不足二十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全新而艰巨的工作任务，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火一样的激情、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大胆敢闯的实践，可谓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当然，尽管任务完成的不错，得到了校领导和老师同学们的好评，但内心并不自信。全校的教师队伍中，最低学历也是社来社去的师范毕业生。我这个高中毕业教高中的土法上马的杂牌军，无论如何无法比肩经过高楼深院熏陶过的正规部队。于是求学心切，上大学深造的念头与日俱增，而且寄希望于上天再一次眷顾自己，能有机会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然而，我深知，在那个靠拉关系、走后门办事的年代，此念不啻黄粱美梦。

多么感谢小平同志的英明决策，让我们这些原本上学无门的年轻人赶上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想。

当我们以近乎百里挑一的录取率幸运地进入大学之后，可以说，每个人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宝贵时光。我当时千百遍地在心里告诫自己，能够有幸考上这颇负盛名的山东大学，必须竭尽全力刻苦攻读，使自己所学知识能与山大的学生相匹配。因而有必要丢弃一些与读书关系不大的东西，包括文艺活动，以便把浪费的时间补回来，把“文革”期间没有学到的历史、地理、文学等知识补上去。这种决心在日记里喋喋不休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过N次，以此来不断地勉励自己。彼时，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虽然刚刚起步，但已显露出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同学们都很励志，希望自己多学一点，学深一点，将来能够成为改革和建设的有用人才，贡献出才华和力量。和大家一样，我除了上课认真听讲，课下也不敢无端地浪费时间。我课外自习的方式是，去图书馆、阅览室、教室、宿舍、公共大教室等。像一个不安分的活跃电子，不屑于死靠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而受到拘束，喜欢四处走动，不断获取新的信息而不使自己孤陋寡闻。当我每每看到校园里无论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无论是大龄同学还是年轻学子，人们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奋力拼搏、孜孜不倦地认真读书学习的景象时，身上就有了见贤思齐的无穷的动力。

不过，老实说，这四年我实际上并没有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用到学习上，文体活动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确有舍本逐末之倾向，这是后话。所以，尽管看起来很努力，但各门课程的学习并不深入，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往往只满足于懂了就行，完成作业即可。平日的作业和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优秀等次只占微弱多数，不要说与班长的全优比起来相形见绌，即使和其他许多同学相比亦感自愧弗如，这正是后来认为需要反思的地方。

演技水平一般 误入学校文工团

本来执意放弃文娱活动，集中精力读书，但后来却演变成我是山东大学文工团唯一的山东快书演员。令人费解吗？其实变化的脉络是这样的：我们上大学第一年，班里组织节庆会演，不记得是五一、国庆还是元旦，要求每个组出两三个节目。在组长的再三动员下，我好象唱了一支歌，从此后，每逢演出都要上场，不知不觉中成了“文艺骨干”。就在七九级还没有入校的时候，学校筹备成立文工团。经组织上推荐，我稀里糊涂的去了老校接受面试，表演的是山东快书，结果一试便成。我心里清楚，不是我的演技多么高超，因为从来没有正式在舞台上表演过这个品种，只是私下里有点爱好而已。录取的原因，大概是由于没有竞争者并具有稀缺性吧。而据说当时报名拉小提琴的竟有六七十个人，一直筛选到剩下三十多个。后来才知道，我们学校这个文工团实际上是很牛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上大学前的专业演员。比方，女独唱演员王某，外文系日语专业七八级的，是来自于曲阜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教师；笛子独奏手许某，经济系七八级的，是来自于德州地区文工团的专业演员；相声逗哏演员王某，光学系七八级的，是来自于青岛北海舰队文工团的专业演员；乐团总指挥牟某，数学系七七级的，是来自于新疆建设兵团文工团的专业指挥，如此等等。

那段时间我象着了魔一样，对山东快书这一表演艺术喜爱有加，经常从书本和杂志上寻找快书段子。济南的夏天从来都是热浪滚滚，当人们都还在午休的时候，我却一个人躲到大操场边上的树荫下无数遍的背台词，排练动作，乐此不疲，大有把所要表演的段子打磨成精品的劲头。为了提高演技，我还曾专门到山东艺术学校拜访了曲艺专业山东快书的三个同学，虚心向他们求教，倒也受益匪浅。

班里有一次演出，我先用口和动作表演：锵才！锵才！锵锵锵锵，咚不隆咚锵……同学们不懂，纷纷说，“这是啥玩意儿？”学柏兄说，“这是他的家乡话”。实际上这是中国民乐的打击乐，我十一岁就跟师傅学，练了整整一个冬天，单皮鼓、大锣、手锣、大钹、齐钹全会打，这也是我的最爱。直到现在，一听到锣鼓声响，顿时就会灵魂出窍，心神飞扬。终于有一天在公园里，硬是从人家手里要过大锣来敲了若干下，以满足痒痒的手。此事暂且不表，主要想说当时除了打击乐，我自编了一个山东快书小段，大概题目叫做“爱”，当然此爱非爱情之意，而是喜欢喜爱的意思。我把班里的老大哥如何、女同学如何、青年黑格尔派如何，全编了进去，如今只记得一句：“立勇爱说普通话”。

比较经典的一次是，系里组织欢送七七级毕业生演出。我当时想，在学校、系里和班里的每次演出中都表演山东快书，老生常谈，现在即将毕业，必须改变一下自己的滑稽形象，人家低年级同学不知道我的真实姓名，私下里都叫我段子里的名字“大老王”。于是，我向中文系谭好哲同学索取了一首有关毕业的朗诵诗，用蹩脚的普通话朗诵了一番。没成想，主持人于静悄悄告诉我，说台下观众递过来许多纸条，强烈要求我来一段山东快书，没办法，只好就范。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当哲学系的毕业晚会结束后，我们几个同学回宿舍的路上路过食堂，发现化学系也正在举行毕业晚会。这时，好象是周向军、王志功等同学说：老赵，上！我当然说不行，开玩笑呢。正在推搡之时，人家主持人已经报幕了：“下面有请哲学系七七级赵瑞林同学为大家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天哪！我脑子“轰”的一声，但转而一想，反正要毕业了，还不知道分配到新疆、西藏天南海北的，不要脸皮了吧。于是被动的快步上台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像任何一次演出一样，又博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我的虚荣心再一次得到满足。但至今也不知晓当年是我们班哪位同学上去报的信儿。

从决意不再与文艺活动沾边，到对山东快书如此痴迷，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后来总结了三条。一是文工团成员对我的影响。如前所述，他们多半原来都是专业演员，老戏骨，有了这样一个平台，无疑如鱼得水，尽情释放，自然会把我们代入到那种氛围里。二是我对自身条件的误判。不错，从上小学一年级就当班长表演各类文艺节目，“文革”期间更是当“老头”，演什么“老两口学毛选”，与三四十岁的三个老师（我只有十岁左右）拿着长杆烟袋表演“四个老汉学毛选”等等，工厂、部队、学校到处巡演，一直到初中高中都是宣传队的骨干。身上有点文艺细胞，就以为将来可以吃文艺饭了。甚至曾一度幻想，毕业分配能到一个文艺团体比如八一或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先做党团工作，后面可寻机扮演一个角色。嘿嘿，真是异想天开。三是虚荣心作怪。当你站在舞台中央进行表演的时候，面对台下上千或者数千名观众热烈的鼓掌与喝彩，那种自豪感、优越感会陡然在胸中升腾，使你飘飘然，昏昏然，如堕云里雾里。观众的掌声和同学们的啧啧赞叹，令人忘乎所以，忘了来时的路，忘了初心。

毕业留校后，全校组织文艺会演，机关队多次动员我拿出“老本行”，我坚辞不受。理由是，现在身为人民教师、革命干部，已经把山东快书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再不要那个类似反派的形象了。最后以担任合唱队指挥为条件蒙混过关。

身体条件有缺陷 当了山寨运动员

说身体有缺陷，是指我本不是运动员的料：腿短、平脚板、小腿肚子大、屁股大，关键是百米速度刚及格。但是却当了业余长跑运动员。因为练长跑需要的是毅力和意志。为了锻炼身体，也为了给系里和班里做点贡献，我苦练四年，参加了学校和系里所有大大小小的运动会，包括春季的和偶尔秋季的，越野赛等等。

我热爱健身和运动，由来已久。小时候自己长的矮小，为此很着急很苦恼。上高中时，体育老师的一次内堂课给予我莫大的启发。他说，运动对人的成长特别是骨骼的发育至关重要。老师的一席话，让我找到了救命稻草。从此以后，运动健身成了我生活中的第一需要。上高中时，学校离我家10华里，一般不骑自行车，每天来回跑步。在学校运动会上还参加过五公里竞走项目。在村里务农时，只要生产队长说到哪里干活，我都是提前拿着扁担或锄头或镰刀等跑步前往。由于我担任生产队的保管员和记工员，那年秋天，队长让我在场院里干活，晚上则在场院里睡觉护院。每天早晨醒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在附近水库大坝上跑几十个来回，把大坝假设为一百米的距离。跑完后，面朝水库唱一首当时流行的歌曲，象《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抒发豪情，自得其乐，自我陶醉。

上了大学之后，我自知凡技术类的运动项目譬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都是弱项，只能练长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天早晨我会跟随宏祥班长去操场跑十二、三个圈，即5000米左右，然后回到宿舍楼下和全班同学们一起做早操。当我看到许多同学睡眼惺忪、做操时随便比划几下了事的情景时，便忍俊不禁，心里很得意，似乎自己是个胜利者。每天的下午课外活动，我则跑上25至30个圈，因为我参加运动会的项目是3000、5000、10000米。体育老师要求，平日的训练，其运动量要大大超过运动项目所需。

刚开始练长跑时，由于不太明白和掌握训练技巧，经常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情况，甚至前半年每周感冒一次，原因是跑完后没有及时穿上外套，在体能消耗殆尽、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不注意保暖，风一吹就会感冒。每当想到几十年前那种狂跑苦练的情况，我都会戏谑道：如果当年有现在这么好的生活水平，大鱼大肉的吃着，训练强度还可以再大些。按照那时的营养状况，没患上肝炎、肺结核之类的疾病已经是万幸了。

在系运动会上，我曾经几次拿过第一名。待七八级的一个同学介入后，我只能屈居第二第三了。在校运动会上，我取得过第四、第五、第六的名次，但也有若干次不得分。成绩平平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后来患上了赛前紧张症，每到比赛前，非要把肚子拉空，上场后自然是力量不足。有一次，万米比赛，我看到自己到了十名以后，心里有些矛盾。想下来又怕人家说半路当逃兵，咱是个要面子的人啊。看看后面还有不少人仍在坚持，于是就慢腾腾的踮着跑。每当我跑到老校操场西北方向时，外文系的男女同学们就给我奋力鼓掌，尖叫声阵阵，我便向他们招手致意。最有意思的是，我跑到东南方向沙坑的位置时，中文系王汉川同学在跑道外跟着我嬉皮笑脸的大声喊话：“小赵，来一段山东快书吧！”真是可笑至极，我当然不能回答，同样向他招手致意。多年后当我们有机会见面谈起此事时，大家都不禁哑然失笑。

年轻时那种跑步的爱好，现在想来似乎不可思议。恰似一个调皮的玩童，又象《阿甘正传》里那个智障小孩阿甘一样，动不动就跑起来。记得我们班因学习中国哲学史集体去灵岩寺参观，下了公交车后，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是我个人还是约了几个同学一起，竟跑步前往。那年我们在炳贵老兄的老家临清毕业实习，听说我们的住处与河北省的临西县相距只有20多华里，于是便选择了一个早晨，一口气跑到临清边界，过了河到临西县的集贸市场上转了一圈又折回来，跟闹着玩似的，轻松自如。好在那时不用做“核酸”检测，出个省很简单很方便。那也是我第一次出省，颇有纪念意义。

四年中最好的成绩莫过于那年的元旦越野赛。从新校操场出发，跑到老校门外沿化纤路一路向东，绕过省监狱进入解放路，回到新校操场，约一万一二千米，我得了第二名。几百号人参加，这个成绩多少还是可以炫耀一下的。比赛结束后，我满怀希望地去食堂，想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结果食堂即将关门，买了两个凉馒头，要点咸菜，回到宿舍用开水一泡，悻悻然下咽，过了一个清冷而苦涩的跨年节日。

大学期间的运动锻炼，虽然吃了一些苦，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换取了我一个较好的身体基础，这对于日后应付繁重的工作任务和芜杂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没有光可鉴人、值得称道的故事，所爆料的也不过是波澜不惊、清淡素雅之事，其中不乏笑料。如果今天这些故事还能博得大家一笑，我则心满意足了。因为虽不能引以为傲，却也的的确确是当年真实的自己。毕竟，那是人生旅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无足轻重。执着的追求，倾注的心血，洒下的汗水……无一不诠释着青春年华的美好、可爱与珍贵。

四年大学生活和毕业后与母校有关联（如留校工作、组建济南校友会等）的故事，说不尽，道不完，欲说还休。美好的大学时代已成过往，尽管那时年轻、幼稚、青涩，所作所为现在看来不无可笑之处，但是，丰富多彩的学生生活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怀念和记忆。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感恩母校，感谢感恩老师们和同学们。尤其是在我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班里书记、班长、组长、大龄同学等等，都给予我极大的关怀、爱护、帮助和支持，那怕是一句话的点拨，一次谈心的教诲，甚至一些善意的批评，都如甘露滋润心田，成为我成长的养分和前行的力量，令我万分感动，终生受益，没齿难忘！

愿我亲爱的同学们各自珍重，愉快生活，健康身心，安度晚年，奔向茶寿！

2022年9月10日（壬寅中秋节、22教师节）于青岛

文：赵瑞林

图：赵瑞林、《如歌岁月》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