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2年秋从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候“文革”期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很早就毕业了，我是家中孩子中的“老末”，姐姐哥哥都下乡或当兵了，按规定我可以留城，但留下也没工作干，父母那时下放到聊城，怕我在社会上没人管学坏了，就托我们家邻居——师大的图书馆馆长照管我。那时候书都不开放，很多书被禁，但他是馆长，有权力，我就偷偷跟他借，他也网开一面，算是拯救青少年。每周换一大摞书，所以那一年我读了很多书。
那时读书还记了很多笔记，至今还保留着。我读得很杂，大量是文学作品。因为不知道要看的书的书名，就找一本中国文学史，一本外国文学史，按照人家在上面写的那些名著一本本看。印象比较深刻的，什么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法捷耶夫的《毁灭》，什么雨果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那时候看这些书很入迷，因为故事性比较强，似乎徜徉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另外看得比较多的是《鲁迅全集》。我父亲有一次生病，回来养病时看《鲁迅全集》，所以我也跟着一本一本地看。鲁迅写的有些文章有点半文半白，当时父亲觉得我看不懂，实际上看多了也看懂了，还很上瘾。鲁迅的作品，特别是他那种犀利的批判精神，对我影响很大，我高考的时候也曾特别想读文学。
到“文革”后期，我父亲官复原职。当时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摆脱了“黑七类”子弟的身份，恢复了正常人的地位。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了一年，其间曾被借调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帮助工作，让我这个一直生活在“单位制”空间的人，有机会接触到“街居社会”。我的几个哥哥下乡几年就当兵去了，“文革”的时候当兵很热门，那时候觉得是很好的出路。到我们那一年，没有正常的招兵，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招的是消防兵。消防兵也是兵，所以我就报名去了。家里面那时候很不愿意，一个是觉得危险，另外觉得家里应该留一个孩子。但留在城市里面，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工作，所以我就报名去当消防兵，被分配到山东济宁市消防队。
那时候觉得当消防兵也挺好。我哥哥他们当兵，说是坦克兵，实际上多数日常时间在种水稻。消防兵在城市里面，收入和军籍跟一般兵是一样的，但我们穿得好：普通士兵扎帆布腰带，穿两个口袋军装上衣，我们消防兵的士兵和军官一样，扎人造革的腰带，穿四个口袋军装上衣，头上戴的是国徽，不是五角星。因为消防兵体力消耗大，伙食也比较好，而且消防车需要随时能发动，冬天要保暖，所以我们住的是有暖气的楼房，这在当时是很罕见。
我是1973年12月参军的，在消防队待了两三年，确实得到极大锻炼。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又高又瘦，也没劲，但是消防队需要很强的身体素质。有几个基本的训练：一个是要过障碍板，障碍板大概有两米半高，需要你在几米外助跑，助跑以后抓住障碍板上面一下子甩腿翻过去。一开始我这么大个，抓住板以后，翻都翻不上去，很难看。队里大部分都是农村兵，我们城市兵没人家身体好，但是又不能让人家看不起，就使劲地练。练到后来，我助跑后抓住那个板上沿，一个翻跃就过去了。另一个是单杠，一开始拉三个引体向上就累死了，后来可以在上头做大循环，我自己都惊讶是怎么做到的。另外就是爬楼，它是用铁架子做的六层楼，一面用木板做了六层窗子。这边给你掐着秒表，两个人一组，我先用肩膀把伙伴托上去，然后他把我提上来，接着我再把他托上去，他再把我提上来，一直到六楼。到了上面以后，顺着安全绳，自己控制好，“哗”一下就下来了。我后来回家给我母亲炫耀说：“你看看，我现在多厉害！”结果把她吓坏了。
在消防队的时候，我们救过无数次火，有的时候一天就好几次。因为县一级没有消防队，所以我们要救整个济宁地区发生的火警。我们住在二楼，半夜警报一响，从睡梦中惊醒，顺着房间里的滑竿就滑到下面一层的车库，穿上摆好的消防服，几分钟消防车就要开出去。这个过程平时经常练，是课程之一。实际上，就是两把大火改变了我的命运。
第一把火是火柴厂大火。炸得整个厂房顶都掀翻了，幸好是在夜间，没有人在厂房里，没有死人。那时救火的水龙枪，只能打二三十米，拿水龙枪的消防员需要站得离火场很近，但那时候似乎没有“危险”概念，也不知害怕。幸亏带我们的那个队长比较有经验，不让我们太靠近，所以救火也没死人。
还有一把火是炼油厂大火。十几个油罐挨着，有一个油罐着火了。那时候消防队来了个新装备叫泡沫车，打出来的是二氧化碳泡沫。我们先用水龙给油罐壁降温，再用二氧化碳泡沫打上去把空气隔绝，熄灭以后也没有蔓延，保障了其他油罐安全。
这两次大火事件处理完了以后，省里说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要编一个成功案例教材，都被选入了。我那时候是高中文化，在消防队里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了，加上那时我在消防队里已经负责工厂防火，整天骑个自行车到工厂检查防火，就让我写这两个案例。全省十个案例，我们占两个。
写完案例以后我就带着材料到省里去汇报，一遍遍地修改。案例修改其实我很快就弄完了，但是那些人有一套管理体制，副科长看了科长看，上面还有人继续看。我弄了两天有点不耐烦了，就闯进处长办公室说：“我都写好了，不能老让我待着。”处长说那你留下稿子我看看吧。看完以后他改了几处，就画圈了。因为处长已经批示了，所以他一改，别人都不敢动了，就说那行，你回去吧。其他人还在那修改，我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他们一想这小子不错，两个案例这么快就弄完了。过了大概没几个月，就说把这个小伙子调上来帮助工作。这样我就借调到省公安厅去了，但人事关系转到济南的武警。
借调的好处就是有了时间，我可以天天晚上骑自行车回家了，得到高考消息以后有时间复习。我哥哥姐姐和我一块考，他们都是“老高三”“老高二”，基础好，随便复习复习就考了。我们初中、高中少上两年学，课程也不系统。那时候没有补习班，就是把中学的数学、英语等课本拿出来，在家里自己背。相对来说，我们比在外头人家当兵的、下乡的还是要好多了。下乡的有一些人请病假回来复习，有一些想回来也不行，根本来不及复习，甚至找不到复习材料。
高考现在看来还是一个改变命运的、当时最好的出路。1977年,停止高考后积累了十年的考生，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570万考生只录取了27.8万人，考上的是一条路，没考上的是另一条路，“77级、78级”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我没敢报太好的学校，觉得能上个山大已经很不错了。我最早想选文学，但是担心分不够，文学那时候好像是最热的。所以我报了好几个文科的系，什么哲学、经济、历史，这个不行就那一个呗，考理工科那时觉得复习来不及。
我和我姐姐、哥哥同时考上大学，我姐姐是老高三的，但那时候刚生了孩子，我们家本来不想让她考，她自己非要报，也考上了。我俩报的都是山大文科，学校说你俩不能在一个系，给两个系选，一个经济系，一个哲学系。我爸爸就说，好像没听说过有什么女哲学家，就让我去学哲学。那时候哲学倒是比经济学火，《哲学研究》一篇文章了不得，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当时大家确实都觉得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整个77级、78级的学习气氛很好，大家从来没想过玩，下棋、打牌几乎都没有！一直学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周末也不休息，大家还是很拼的。我那时候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但大学四年几乎一半精力放在学英语上了。大学期间，我们都有个小本本记英语单词，每天给自己规定必须记住多少个单词，忘了再重复弄，下了很大的功夫。我当时自学的水平已经比学校的要求高很多，大学四年级就开始看英语小说了。那时候就有这个念头，觉得特别想读书，要把英语学好了，要考研究生，要出国去读。1978年就开始恢复招研究生了。我们77级的有的上一年大学就直接考研究生了。那时候考研究生其实关键的就是外语，外语能过关，就比较容易考上研究生。1982年毕业后，我考取出国留学生，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学法语。
1983年6月，我去了法国。暑假时先在波尔多继续学了三个月法语，然后就分到各个学校去了。当时国内已经轰轰烈烈地搞改革了，不断有人给我们传来一些消息，感觉国内日新月异。到选专业的时候，我觉得社会学从哲学里分出去的，但比哲学书好读多了，也比较实用，就转了专业。那个时候改革开放，我觉得有一个趋向还是往实务上转，大家内心都觉得要干点实事。所以多数人转专业，是从理论往应用的方面转，我的留法同学也有的从研究艺术史转去学导演，也很有成就。
我们拿的奖学金是法国政府出一半，中国政府出一半，记得最初是每月2000多法郎，比法国自己的全额奖学金要低一些。学理工的很多在实验室工作，导师还另给一份津贴。学文科的都没有，要改善生活的话，大家要利用假期和课余打工。一开始大家最常想到的就是去中餐馆刷盘子，但是我们一块去应聘，其他几个选上了，我被辞掉了，老板觉得我个头大，笨手笨脚的，干活不像利索的人，担心我把盘子给摔了。
我同学的老师认识塞纳河游船的老板，就介绍我们去游船上收票。他们要求收票的会好几种语言，我们会英语、法语还有中文，也还行。因为有很多人从东南亚、新加坡、日本来，老板觉得都是亚洲人，语言相近，所以比较喜欢用我们亚洲留学生。再就是老板喜欢用北欧的学生，北欧的学生通常都会五六种语言。
我一周有两个晚上去打工，从下午五点多钟一直干到晚上大概十一点。那时候觉得国外打工挣钱容易，国内工资很低，在那里一天的工资就相当于国内好几个月的工资。实际上奖学金给的钱生活基本上够了，但如果想旅游，想买个高级相机，还是需要打工。第一年打工挣的钱，我暑假一下花光了。那一笔打工的钱，我和朋友们暑期游了十三个国家。我们可能属于第一批在国外旅游的中国大陆学生，到哪里人家都把我们当成日本人。
我在法国的学习还比较顺利，那时中国学生可能是最拼命学习的，1987年底我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是比较早的。国内那时改革开放搞得轰轰烈烈，我们这代人心灵都受到很大触动，1988年我下决心回国了。
回国以后，我不愿意去大学。我们家到我爷爷辈，几辈人在农村教私塾。父亲很长时间也在学校工作。我看过很多知名大学教授被批判的场景，心理上留有阴影，就很想改变一下，去个研究机构专门做研究。这时别人给我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著名农村问题专家陆学艺，他当时是副所长，传闻很快要当所长，在积极招兵买马。他说在中国做学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最好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就答应了，这样我就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所里大家都叫陆学艺为老陆，我也跟着这样叫。
老陆当时还在山东陵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他原来是搞哲学的，但是在大学时就喜欢搞农村调查。老陆当时在全院都挺有名，大家都知道从哲学所有了这么一个人，整天在下头搞农村调查，发表了一些引起注意甚至争议的农村调查文章。他是比较早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调查的，那时这问题还争议很大，但他一直呼吁为“包产到户”正名。早在1983年他就游说院里，要建一个农村长期调查点。请示到院长马洪那里，院长批示说，咱们社科院要搞的话要得到中央相关机构的支持。领导批示传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那里，研究室认为陵县有特点。山东陵县搞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有了种植的选择自由，以前全都“以粮为纲”，必须种粮食，现在可以种别的了。陵县过去是古黄河泛区，土壤含碱性比较大，种粮食产量很低，现在他们改种棉花。两年之内，棉花丰收了，这一个县的棉产量，占了当时全国棉花产量的大概十分之一。不得了！这一下子成为轰动性的消息，杜润生认为这说明改革开放政策正确，让农民有了选择自由，一下子改变了这个地方，所以中央农村研究室选了这个点作为调查观察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
我去了以后，一开始他的想法和我的取向有点冲突。我那时刚回国，急着想发表点东西，但是那时也不清楚发表途径，就想找个突破口，结果碰上在法国就有联系的《读书》编辑。那时候《读书》杂志在国内知识界特别火，赵一凡在《读书》上开了个专栏“哈佛读书札记”，影响挺大。编辑就让我也仿照开了专栏，叫“巴黎读书札记”，一口气大概发了有六、七篇吧，通过这个渠道与知识界不少人熟悉了。但老陆说你这样搞学问不行，我引进你是希望你参与农村调查。我当时思想上有抵触，因为我从小没在农村生活过，不熟。他说那你得锻炼，让我马上就下去。正好那时候社科院也没给我房子，他说陵县有房子，你就住那里去吧。
我在陵县住了将近一年。他让我带领一个调查组，主要是一批新进所的研究人员，有七、八个人，但这些人学术取向不一样，在陵县也待不住，调查一段时间就回北京了，就我自己在那儿了。老陆给我一个任务：把这一个县像解剖麻雀一样全部搞清楚，他说你弄清一个县的运转就知道国家的运转了。这与老一辈社会学家以村为单位进行社区调查的思路不同，村落调查更多的是弄清很多人不熟悉的乡土社会的内部关系，而县域调查更多涉及很多人知道但并不深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查的条件当时算很好了：调查点有十几间平房，有个存了很多调查报告的资料室，每年有约四万元的经费，那时候算是很多了，调查点还有一部下乡的破面包车，一个村一个村地跑，一个局一个局地跑。经过一年，我跑遍了约三分之一的乡村，五十多个县局也都熟悉了，详细了解了基层统计数据的统计口径以及怎么汇总上来的，真实不真实？
这一年农村蹲点调查应该说对我锻炼很大、刺激也很大。一开始心理很纠结，觉得很多调查是浪费时间，在陵县的生活与在巴黎的生活反差也很大。那时候农村里，包括县城，都没暖气，冬天靠烧煤炉子取暖，晚上要封炉子。封炉子是个技术活：把煤面儿弄湿了，糊在炉火上，然后用铁钎子插一个眼，第二天起来它正好还燃着；但煤面层太薄了、孔插大了，次日煤就烧没了；但煤面层太厚了、孔插小了，火就憋死了。我就经常把炉子憋死。憋死以后，第二天生炉子麻烦了：先要用报纸点着，加木头烧，然后放煤……满屋子全是烟，熏得睁不开眼。
吃饭倒没问题，不用自己做饭。县委招待所有人每天给你准备，而且有的时候县领导要表示对你的关心，还陪你吃顿饭。好处是就我一个人，很清净，一大排平房有十几间。还有乒乓球室、资料室。过一段时间就有人来，跟着我一块调查，过一个月调查结束又都走了。
那时候很多人认为我们这些国外回来的不懂国情，所以我还是下了很大功夫进行深入调查。陵县调查让我终身受用，从此去农村调查从不说外行话，算是补了接地气的一课。陵县调查培养了农村研究的基本功，下图是2004年我在西南农村调查。
基于在陵县的调查研究，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评价农民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及其应用》，发表在1990年《社会学研究》第2期。那时候农民的收入统计还很不规范，因为农民收益的很大一部分是实物，用市场价还是计划价计算差异很大，我就从口粮、收入、消费结构、食品结构、营养水平等几个方面对农民生活实际水平进行综合估计，在那时候还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另一篇是《我国县社会的职业群体结构》，发表在1990年《管理世界》第2期，代表着我的一种新的学术生涯的开始。
有时人生也靠机遇，我的一篇文章《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发表在199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并被列为头篇文章，影响挺大。后来1995年这篇文章获得“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一等奖，全国就评了三个一等奖：经济学获奖的是刘伟的《所有权的经济性质、形式及权能结构》，法学获奖的是徐显明的《生存权论》，社会学就是我。因为全国的一等奖很少，从此在学界有了点小名气。刚回国那个时候虽然很艰苦，但是说句实话挺兴奋的，就觉得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是一艘破浪的巨轮，每一天好像都有新的太阳。有几次调查感触很深。
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和老陆两个人，从老陆的家乡无锡出发，在浙江调查了将近一个月，沿杭州、萧山、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转一大圈做调研。那时候确实是这个感觉：地方上真是活力无限，当然原始积累的过程也很艰辛。浙江有的村都拆电机挣钱，家家户户门口废电机零件堆积如山，就是把收购来的废电机可以卖钱的不同部分分拆开来；还有的村家家户户做皮鞋，自己家人住在楼房二、三层，一层就是厂房。当时吉利汽车的老板刚开始在台州路桥生产摩托车，他之前干过照相、在废物里提炼银、冰箱零部件制作等，转到做摩托车后快速扩张，我那时很难想到这泥腿企业能发展到今天的模样。
我们爬格子的打工族，磨得是时间。也凑巧，“六四风波”后闲在家里的时候，我翻译孟德拉斯的《农民的终结》。2003年“非典”时期，我基于在广州“城中村”的调查写了一本《村落的终结》，费孝通先生还为这本书的出版题写了书名。
岁月如梭，我们77、78级这一代人，现在多数都已过上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但干我们这一行的，学术追求和富民情怀又是毕生志趣，难以割舍。如果说我们这一代学者还有什么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话，那就是让年轻一代尽早走上舞台，展示他们的才华，让我国仍普遍处于低收入状态广大农民家庭逐步富裕起来，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步伐。
文：李培林
图：李培林、《如歌岁月》编辑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