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8周年，恰值此时草就拙文，也是巧合。想到邓小平，自然最多的联想就是影响中国命运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其中一个重要节点，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社会上曾流传一种说法，1977级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所谓“特殊”,其含义有二，一是这些人进入大学的时代背景。如果不是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并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就不会有高考的恢复，我们1977级大学生的命运也不会有如此大的改变。说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奏，并不为过。因此，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也是改开的首批受益者之一。二是这些人进入大学的时间和方式。1977年，全国的大学已经11年没有认真规范地招生了，我们是11年以来首次通过正规考试筛选入学的。长期没有规范招生，势必在社会上积淀一大批本应入大学的优秀青年。刚刚恢复高考，不可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大学生。所以，1977级就像是浓缩了的适龄青年群体，这也是特殊性所在。三是这些人入学前的经历。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是从各行业一线工作岗位上考入大学的，具有丰富的社会经历和实践经验，在大学里系统的理论学习中有更深的理解力，学习效率可能更高一些，思路也可能更广阔一些。当我们完成学业再回到实践中时，适应也更快。
当然，那时还处于时代交替的过渡期，粉碎“四人帮”刚刚一年，百废待兴，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难免留有较深的原时代痕迹。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些痕迹很快就淡化了，基本被抹掉了。
在我退休前夕，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从来没有如此强大繁荣，人民从来没有这么充满自信和希望。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既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实际参与者，我们为成长在这个时代而备觉幸运，也为能在改革开放中贡献一己之力而深感自豪。
我于1969年初下乡，年底参军，复员后当了几年地质勘探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山大。说起上大学，我还有一段有趣的经历。1973年夏天，我正在部队服役，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参加大学入学考试。我虽然平时比较喜欢看书，但实际文化水平也就是小学毕业。我向军营家属孩子借了几本中学课本，就开始复习功课。也就一周左右，就参加了师里组织的考试，正儿八经的闭卷考试，而且成绩不公布，只是参考，名曰推荐加考试。我名落孙山，郁郁寡欢。不久就爆出张铁生白卷事件，这段“考试”经历终成插曲。我有幸参加了两次高考，两次截然不同的高考。
1977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彼时我正在枣庄十里泉发电厂工程地质勘探现场。由于施工任务紧急，上级不允许欲参加高考的青工回济复习功课，我们只得利用夜班后的休息时间，甚至在工地上抽空看书。伴随着轰鸣的钻机声在工地上看书，真需要有足够定力。有趣的是我们这个工程队的三个负责人年龄差不多，都是部队复员兵，并且在其后不同时间相继考入山东大学，我们是战友加同事，又成了校友。临近考试时领导终于同意我们回济南复习。我的文化底子实在太浅，对数理化等课程倒是能听懂，但是放下就忘。我大姐和姐夫都是哈军工毕业的老五届大学生，他们提议让我改学文科并一直辅导我，鼓励我。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复习功课，我早上从四里山下的家里骑车赶到山大附近的工作单位，下班后直奔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姐姐家，学习到晚上十点多再回自己的家，每天就是一个大三角的轨迹，真够累的。姐姐和姐夫拥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和极高的表达水平，对我的辅导卓有成效。没有他们的帮助我是不可能考上大学的。直至接到山大的录取通知书，我还遇到一段曲折。当时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虽然有了大学录取通知，但是党委还要研究，能否批准我去上学还在未知。我紧张得不得了，生怕不能获批。好在我遇到的是几位开明领导，同意我上学，而且是带着工资，不转行政关系上学。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是国家给的好政策。
其实我入学前的工作单位山东省电力设计院就在山大旁边，我和同事经常进山大校园打球、散步，十分羡慕那些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山大的学生。报到那天，我是骑着自行车驮着背包进的山大校园，班里同学大多没有到，时任辅导员郑仲孝老师拉着我一起迎接同学，跟着他忙里忙外。后来郑老师做了山东体育学院的党委副书记，我们曾经谈起这段经历，他仍然记忆犹新。
让我们感到幸运的不仅是获取了进入大学的机会，更是因为融入高等教育时的历史背景。“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正处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回顾反思中，无论是思想还是学术的深度正在重新形成，以往的大师正在复出，校园里又充满活跃的学术空气。此时进入大学学习，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岂不是太幸运难得了。
那时山东大学哲学系的讲台上，皆是拔尖的老师，可谓群星璀璨，交相辉映。讲授哲学原理课的樊瑞平、许学圣老师，讲授马列原著的杨贵昌、王蝉、邢业金、杨俊启、肖效武老师，讲授马哲史的王复三、西敬亭老师，讲授欧哲史的龚兴、李武林老师，讲授现代西方哲学的周以宁老师，讲授中哲史的周立升、李传明、张季平、张平老师，讲授逻辑学的于惠棠老师，讲授心理学的严崇孝老师，讲授伦理学的臧乐源、李树军老师，开设讲座的有李庆臻、刘大钧、张颖清等老师，还有其他课程以及外系的一些老师，都是最优秀的。
记得潘承洞、郭大钧等一些著名学者都给我们上过课。还有系里分管学生工作的汤光森副书记，组织员纪温玉老师，历任辅导员郑仲孝、徐根义、张平等老师也一直教育、关心、帮助我们。在如此浓郁的学习氛围中，我们得以日渐成熟，以致受益终身。难忘入学第一课，臧乐源先生那一句振聋发聩的大吼：什么是哲学？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以外，什么都没有！每一位老师都有闪闪发光的思想火花，箴言警句，风格迥异，在我们头脑里镌刻下不朽的记忆，衷心感谢恩师们。我毕业留校后曾经听一位校领导说，1977级学生入学，对学校是一件大事，甚至是一个大的转机，学校认真设计教学体系和课程体系，精心选配了最优秀的师资上讲台，决心把他们培养成最优秀的毕业生。我听了之后非常感动。
七十年代末的校园是探索和追寻真理的绝佳场所。系里鼓励支持学生自办学术刊物，我们系的小小刊物叫《纵横谈》，记得是方宏建、于炳贵，还有其他同学经办的，每一期都被大家争相传阅，广受欢迎。同时期经济学系的《基石》、中文系的《沃野》等都在学生中具有较大影响。我们宿舍有个习惯，熄灯后会有一段时间夜谈，内容包罗万象，有人生体验，有学术讨论，有观点争鸣，甚至有故事会。有争论，有玩笑，也有新闻轶事的传递，不知不觉中学习了很多知识与方法，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第二课堂。学校还不定期举办吸收学生参加的学术研讨会，请来国内的大师名家来开设讲座，校门口的海报栏上经常是层层叠叠的学术报告通知，校园里学术氛围十分浓郁。记得在1978年春天，学校约请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李秀林先生来做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讲座，大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过道上也是听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生。李先生的报告令我耳目一新，就像在心中推开了一扇窗户，感觉豁然开朗。他讲的主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这个命题我们在哲学原理课上已经接触到了，但是经他深入浅出的诠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尤其是当时的现实意义有了更深刻认识。真理标准大讨论是催生新时期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进了重要的新时期。所以，这是足以影响我后半生的一次学术报告。这个报告具有一定典型性，折射了当时母校弘扬学术精神，支持学术探讨，鼓励百家争鸣的办学理念和治学宗旨。此类报告听了很多，收获颇丰。
大学学习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同学群。我有幸在山大学习期间与五十多位优秀的同学共同生活，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友谊。同学们刻苦学习的执着，探索学问的严谨，人际交往的豁达，甚至丰富的人生阅历，都给了我极大帮助和影响。尤其是我们小组和宿舍的袁玉骝、于炳贵、刘仲明、刘兴章、李金蓉、李培林、傅有德、张立勇、吴溪清、庄超英诸同学既是亲密同窗，亦是良师益友，使我在四年大学生活中受益匪浅。包括这一次组织毕业40年纪念活动的曹晓武等同学，踊跃倡导，积极推进，做了大量琐碎而艰苦的工作，非常感谢他们，感谢所有同学。
自毕业留校到退休，我基本是在大学和与大学密切相关的单位工作。1982年1月，我与庄平、李芹、周向军、马士岭、赵瑞林、吴溪清、方宏建、徐向红等同学一起留校，赵瑞林、徐向红去了校机关，我和吴溪清留在系里做辅导员，其他同学任教。之后赵瑞林、吴溪清等离开学校去省直机关工作，都有很好的发展。方宏建后来也去了校机关，他经过自己努力，凭才能和人品，竞争考试上岗，做到了母校的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值得我们引以为豪。我毕业后先是给1978级同学任辅导员，后来是带1979级学生，又带了1984级的学生。昨天还是同学，一个寒假回来，被称为“老师”，挺别扭的。过去若干年之后，这些同学还习惯叫我“老师”，有的年龄比我还大，我也感觉亲切。我从系里调到校机关，先后在团委、组织部、宣传部工作，1991年离开母校到省委高校工委，其后又到山东政法学院和山东工商学院工作。
在长达三十余年的高等教育工作中，我对大学的认识在不断深化。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敢说对这个问题已经有解，只是有些体会。有一种说法，把大学的功能归为四个方面：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我赞同这个说法。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培养。比较直观地说，大学培养人，赋予学生知识，教会学生掌握认识事物的方法，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等等。深一步说，大学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批判精神和理性思维，引导学生追求真善美，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所优秀大学的成功既体现于她独特的风格，深邃的理念，丰富的研究成果，更体现于她的毕业生。能够培养出既有鲜明个性又能全面发展的、优秀的、有益于社会的毕业生，这是对大学的最高褒奖。我认为母校山东大学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好。也许我们未曾熟记学过的每一门课程的内容，但是在学习中，在老师的教诲中开阔了视野，掌握了方法，陶冶了情操，完善了人格，也坚定了追求真理的信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逐渐在各方面成熟了。当毕业离开母校时，我们更睿智，更自信，更宽容，有了更多的独立思考与见解。母校教给了我们学习、认知、判断、协同的本领，我们得以奉献自己的才华，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我们人生的最大收获，也是我们最应该感谢母校的啊。
记得我在大学工作时，有毕业学生希望我给他们留言，我思索再三，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大学生活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因为在这里得到的启迪给我后半生以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永远不要忘记母校，永远不要辜负大学。
现在我还要加上一句话，感恩山东大学，我的母校，感谢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们。
2022年8月23日写于济南
文：魏金陵
图：魏金陵、《如歌岁月》编辑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