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特殊历史意义。小学（1960.9—1965.7）是济南市第一届五年制教学改革试点；中学（1965.9—1970.2）是“文革”前最后一届考试入校，“文革”期间就取消考试，就近入学了；大学（1978.2—1982.1）则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因此，我是老三届的尾、新三届的头。而我也可以说享受了济南市乃至山东省最好的教育资源——济南市经五路小学、山东省实验中学、山东大学，这也是我一直引以为傲、为幸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教育崇尚“又红又专”，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接班人。我的大学梦正是源于这一背景，特别是初入中学校园时，一份广为张贴的“工农兵在一起”的大幅宣传画像给我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画中的解放军战士紧握钢枪，身材挺拔，英姿勃发。同框的知识分子身着白衬衣蓝裤，戴着眼镜，手持一卷图纸，潇洒儒雅。当时我就许下心愿，一是要当兵，二是要上大学。如果一切正常，我本应在1970年高中毕业后去考大学圆梦的。然而“文革”不期而至，一切都乱了套。后来当兵的愿望倒是实现了，而上大学则变得愈发遥远、渺茫，似乎真的成了梦想。

时光来到1977年10月，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内心深处的大学梦瞬间被激活，好像看到了解放区晴朗的天。但兴奋、激动之余，忧思袭来。自己中学“文革”前只读了一年，虽是五年制试点班，也只是刚学到初二课程。1968年“老三届”同时毕业时，本校同级同学不满16周岁者按政策不参加分配依然留校，与部分老初三毕业生共同组建新高一，但只上了一年，很不系统，而且那以后已经七八年没再摸过中学课本。而众多信息表明，此次高考报名空前踊跃，肯定要创历史纪录。能考上吗？心里确实在打鼓。关键时刻，家人、友人给予我大力支持和鼓励。父亲在分析了高考形势和我的情况后说：“总之，你应当考，不然会后悔。”而与当时我供职的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两位熟识的前辈、领导的交谈，更是极大地提振了我的勇气和信心。他们一位是眼科卢信义主任，二院眼科在全省、全国享有盛誉，卢大夫是学术带头人、国内眼科激光手术创始人、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德高望重。他郑重地要求我报名参考，并列举了数位历史名人大器晚成的事例，以消除我流露出的认为已经24岁，上学是否年龄偏大的疑虑，说“你还这么年轻，又聪明好学，不上大学太可惜了，我看好你”。另一位是时任医院政治处副主任张廷元，在一次共同出差期间交谈时，针对我顾忌报名人数太多考不上，他说了一句“要相信自己，这年头不读书的人多”。他们的激励如春风化雨 ，是促使我最终下决心参加高考的莫大动力。

决心既下，立即付诸实施。第一步，本着个人爱好与扬长避短兼顾原则，确定主攻方向为文科。第二步，广泛撒网，通过各种渠道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复习资料。第三步，区别轻重缓急，制定复习计划。那年文科考试共分四科：语文、数学、政治、史地。其中数学是我最大的短板，投入时间、精力最多；政治、史地因平时涉猎相对较多，又属机械记忆类，投入远逊前者；语文一是主观感觉尚好，略有自信，二是面广量大，无从下手，干脆一遍走过，不再深入，即使后来社会上推出若干猜测考试可能的作文习题，引导考生练习，也不为所动，一道未做，因为实在无暇顾及。若按各科时间精力投放比例（百分），大体是数学65，政治史地25，语文10。

复习备考的过程是辛苦的，谈不上悬梁刺股，但足够废寝忘食。从获悉恢复高考到参加考试不到五十天，真正的时间短任务重。白天要正常工作，而我当时还领受了几个外调任务需要出差，只能把午休和晚上的业余时间全部利用起来，算了一下每天大约有八九个小时。我先是报告母亲并获批准，不再执行饭后洗碗任务；又与女友（后来及现在的夫人）约定，在此期间不再见面。一次，一位一同参加高考的老同学感慨地对我说，他是真拼了，晚上十二点以前没有睡过觉，我笑答：“我凌晨两点钟前都没有睡过”。要知道，那可是个没有夜经济、夜生活，连电视也只有一两个频道的寂寥年代啊。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数学复习。为了攻克数学关，我请我的中学班主任张维谐老师辅导，每周二至三个晚上去他家，每次一个半小时，覆盖初高中全部课程。张老师对我的学习精神和领悟能力予以肯定，鼓励我“你一点（拨）就透，不像我现在的很多学生木头疙瘩似的”，他是指“文革”动乱造成教育质量和学生素质明显下降的状况。张老师是数学名师，后曾任省《中学生数学报》主编之一。他对我的辅导不辞劳苦，尽心尽力，牺牲了很多休息时间，而且完全是义务的，分文不取。师恩厚重，令我感激涕零，永远铭记。

1977年12月9—10日，是山东省高考的日子。第一天考语文，题目有三：作文《难忘的一天》、词语解释和古文翻译。试卷刚发下来，考场内就传出一片明显压抑住的兴奋的欢呼声，意味着不少考生已经做过类似内容的习题。我一下子紧张起来，又因缺乏经验，不是先做小题（词语、古文）而直接做大题（作文），却又不知从何处下笔，十几分钟竟一字未写。一筹莫展之际，灵感突现，山东省暨济南市军民盛大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壮观场景扑面而来，随即奋笔疾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三个题目做完，已马上到考试结束时间，匆匆扫了一遍就交卷，肯定有纰漏，而且卷面比较潦草，好在事后得知成绩居然相当不错。政治、史地波澜不惊，从容过关。唯有数学，虽尽全力，终因基础薄弱，难有质的飞跃，但也发挥出了最好水平，聊以自慰。

考完试进入填报志愿环节。看到招生简章有复旦大学新闻和山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都是我喜欢的专业，尤其新闻，那时很羡慕“无冕之王”那种天马行空的洒脱和激扬文字的酣畅。但复旦新闻系在山东仅招一人（或是二人，记不清了），权衡一下，考取几率太低，倘复旦未取，则同为国家重点院校的山大恐也不收，遂舍弃。（阴差阳错，高考十多年后，我被调去报社干了若干年，算是过了把记者瘾，此为后话）而学中文，最怕毕业分配到中学当老师（其实后来知道这是误解，山大毕业生一般是不会分去中学任教的），我一直认为，以我急躁的性格，很难胜任需要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师工作，只好又舍弃。我最后报的三个志愿均为山大，依次是哲学系、政治经济学系和历史系。之所以报哲学，首先系因当时毛泽东逝世时间不长，全国上下学马、毛哲学思想的热潮方兴未艾，让人感到其生命力强大而长久。其次不会当中学老师，我认为中学一般不会开设哲学课，真要当老师，也是去大专以上高校。第三觉得自己多少读了点这方面的书，还挂了一个我所在医院职工政治夜校副校长的虛衔，学起来不至于太陌生。其实后来读了大学，才知道以前是多么幼稚无知。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典籍文献浩如烟海，我等凡夫俗子倾力学之，所得亦仅为沧海一粟、九牛一毛耳。

一个插曲：填报志愿后某天，招办一负责人传信，说我成绩不错，可以考虑调整志愿，去北京、上海的学校，父亲征询我的意见。当时信息闭塞，不懂学校之间的差异，单纯地认为都是国家一类高校，大同小异，何必舍近求远。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当时正在谈恋爱，没有做好“异地恋”的思想准备，于是婉拒。多年后还有朋友调侃：“当时你应当去北京读书并留下，京城发展空间多大！很可能你也早成了省部级。”我回答：“还有另一种可能，经不住考验，进去了。那样的话，我们兄弟们还怎能像今天一样，在一起痛快地喝酒呢。”

得知被山大录取的消息稍早于学校向考生单位统一发放录取通知书。没有想象中的激情庆祝，只是长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当然内心还是充溢着小小的自豪和骄傲。

1978年2月28日上午，阳光灿烂。我身着当兵时穿过的旧军装，肩挎军用书包，骑一辆刚买不久的凤凰牌男式28全链盒转铃自行车，从家里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山大新校（即现在的中心校区）报到，由此开启了我在山大哲学系四年的求学生涯。

2022年5月27日于泉城济南

文：伊戈扬

图:伊戈扬、《如歌岁月》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