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旅途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上大学以来，我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大学，当然主要是在我们的母校-—山东大学，包括在山大读书期间的故事和在山大工作以来的故事。说起来，故事多多。这里择出几个，与大家分享。

一、山大，我也来了

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也来山大上大学了。

1976年9月，作为栖霞县委党校的理论教员，本人有机会到省委党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培训班。当时，有三位在济南上大学的高中同学，其中一位在山大数学系。第一次来省城，多年不见，机会难得，自然要见见他们。当第一次走到山大新校南门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主要是悲观、沮丧和失望——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是无缘了，来山大上大学更是无望了！说来话长。

我是1952年出生在烟台市栖霞杨础镇西马家沟村，一个偏僻落后的小山村，不到百户人家，300左右的人口。在村里上小学，读到四年级，学习还可以。常听到大人们说，这孩子学习好，读书象吃的一样。高小五六年级是在离家三、四里地的邻村丁家寨完全小学读的，学习也不错，有的难题，别人做不出的，常能做对，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班主任感到自豪，每当谈起总会说：“别看金钢钻小（因我当时瘦小，站队总在末位），却能锯动大瓷器”。由于学习基础一直较好，1966年小学毕业顺利地考上了栖霞县一中。

读高小时，就有了上大学的理想。1964年，村里有了第一个大学生。每次看到他假期回家戴着白底红字舒同体“山东医学院”的校徽，就特别地羡慕，总是象小尾巴一样围着他转来转去。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如果说小学阶段一切顺利、正常，那么中学阶段就比较坎坷了，本来正常的话，应该在1966年下学期正常入学，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中学停课闹革命，就一直没有注册入学。先是被安排到原高小六年级插班复读，不到一年停学回家。年龄少，干别的活不合适，就被生产队安排放猪了，当了半年多的猪倌。那时在校中学生，作为红卫兵可以搞全国大串连，我们这些准中学生没有资格参与，深感不公平。为争取大串联的权利，几个同学联合到公社革委会讨个说法，去的路上个个都信心十足，结果到了那里，被有关负责人了吼了几句，就个个都败下阵来。没办法，我们自己组织了八个人的小分队，背上干粮，打着红旗（一路上，一直轮流高举着），步行到烟台，来回八九天，算是参加了所谓的“大串联”。终于等到1968年春天，学校复课，才正式成为一名初中生。在县一中学了不到一年，赶上了分校，学校一分为三，其中一部分老师到我们公社，成立杨础中学。开始没有正式校舍，借房子当教室，教学条件不是一般的差，在这里上了一年多，1970年升为高中生。这时，新校区开始建设，我们基本上成了劳动力，三天两头不是搬砖砸石，就是推土填坑，有时还到农村去劳动，美其名曰开门办学。断断续续上了有限的几门课，系统学下来的课几乎没有。到1972年初，算是高中毕业了。

      1966年小学毕业照            1974年与任教小学五年级毕业生

高中毕业，农村户口，没有高考机会，自然就回村务农了。刚开始，还真想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干一番。曾专门整了一辆小推车，真有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追求。在队里干了几个月的活，又被安排到村小学当老师，开始很不情愿，因为我一直想参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尽管如此，小学老师干得也还不错。因村里学生数量少，教的是复式班，一节课要同时给三个年级的学生上课，按下葫芦瓢起来，安排不好就乱套。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我统筹协调、合理安排的能力。除了教书，还要注意学生全面发展。组织学生勤工俭学，买了不少课外图书；成立学生宣传队，自编自演，公社汇演得了优秀奖；利用村里破四旧被推倒的墓碑等垒起了球台，组建了学生乒乓球队，在公社比赛得了亚军；建了小小的篮球场，组建了篮球队，在公社的小学生篮球比赛中竟然得了冠军。可以说，作为小学教师，我干得还是有声有色的。好事变坏事。由于任教出色，加上确实无人顶替，到了征兵报名时，村里不舍，怎么也不让我报名参军。胳膊拧不过大腿，没办法就一直干了下来。到了1974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很想试一下。但是村小学另一位老师年龄比我大，出身成分中农，母亲不幸去世，家庭经济条件也不好，找对象几经受挫，一心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比较起来，他不如我“苗红根正”，父亲还是个村干部，如果报考，他明显竞争不过我。于是，他找到我父亲，希望能劝我不要报名，给他个机会。我和父亲都很同情他，就同意了，这次就没有报名，因此错过一次考大学机会。一年后，机会又来了，我被村里推荐到公社，公社推荐到县里，最后的结果还是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一心想上大学的青年人来说，当然是很大的打击。因为教学各方面表现还可以，也可能是公社分管教育的领导为了照顾我升学失利的情绪，1975年春，调我到丁家寨联办中学当初中教师。在这里，教过语文，讲过物理，由于原来没有什么功底，基本上是现学现卖。第二年秋天，经公社教育部门推荐，参加了县委党校举办的为期三个月的“五七”干校。干校办在农村，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之外就是开会、学习、讨论、调研。期间，表现比较积极，是个优秀学员，并有机会在全体学员大会上作交流发言，主要是谈学习体会。在公社带队的于叔叔的指导下认真地写了发言稿，发言效果很好，引起轰动，有人说放了一颗“原子弹”（据说是因为县委领导最后作学习总结报告的有关内容，在我的发言中都谈到了）。干校学习结束后，第二年便调到母校高中，在当了几个月的语文教师之后，又被调到县委党校做理论教员（据说是与那颗“原子弹”有关，当然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党校的办公地点，就在有名的牟氏庄园里，每个教员都有一间宽敞的办公室。第二年高考开始了。高中马老师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鼓励报考，并送了一套省实验中学编印的复习资料。就在这里，面壁月余，夜以继日，精心准备，顺利参加了高考并得以录取。本来第一志愿报的是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二志愿是烟台师专政治系，这样报主要是为了能保证录取、解决个“吃国家饭”的问题，没想到最终拿到的是山东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有人说，我是沾了牟氏家族的灵气。有名的哲学家牟宗山就是牟氏家族的，现在牟氏庄园设有一个牟宗山纪念室。说来也巧，当年我备考的办公室现今就是牟宗山纪念室的一部分，去年回老家，旧地重游，在这里还拍了照。

1978年2月，开学报到，第二次踏进山大新校南大门，当然也是百感交集，但已不是第一次的悲情，而是满满的自豪感。心里在默默地说：山大，我也来了！

二、当了个副组长

考上大学了，县委党校的同志们都很高兴，纷纷表达了祝贺之情。记得做办公室工作的王老师还说，你这样的小伙子，学习比较好又是党员，还有工作经历，上学后肯定能当班干部。后来，放假回到党校他又问，当班干部了？当了个什么干部？我说当了个学习小组副组长，他感到有点意外。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的同学都太优秀了。

说实话，我在小学读书，大概是从三年级开始到小学毕业，一直当班长，到中学阶段不叫班长，就当排长。尽管如此，说心里话，当时就认为，学生最重要的是好好学习，并没有想当班干部的欲望。到了大学，没有当上班干部也不觉得是回事。更重要的是，我深深感到，什么叫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真没有想到，我们班的同学都是那么优秀，大都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许多人都是老党员，入学前就是领导。比如有工厂里的车间主任、办公室主任，有农村大队的支部书记，有部队上的营级干部，还有县委党校副校长、中学副校长等等，当过单位团支书的更不在少数。就学业来说，我这个1952年出生的，基本上是“两头实，中间虚”，中学基本上是荒废的，没学到什么。比我大的同学，大都高中毕业，至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初中毕业生；比我小的同学，赶上教育回潮，中学阶段也都学了点真东西。严格来说，我也就是个高小毕业生。确实是这样。恐怕这也是同级同学中我这个年龄段考上大学生少的原因。当我告诉党校同事这些情况时，他惊讶地说，真没想到你的同学这样优秀！是啊，我真的为身边有这样优秀的同学感到骄傲！在这样的班级，在这样的一些同学面前，对我来说能当个副组长就不错了。这是我的心里话。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优秀，而是有许多比我们更优秀的人，何况自己并不优秀。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三、犯了机械唯物主义错误

入学后，和同学们一样，深知学习机会难得，自然十分珍惜，如饥似渴地投入知识的海洋。每门课程的学习都特别认真，对考试也格为重视。记得第一学期，有一门主课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樊瑞平老师给我们讲课，期末考试其中有一道题，大概是“如何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考试结束后樊老师进行总结，专门就这道题答卷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说明。这道题同学们得高分的不多，主要问题在于大多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许多同学都唯物地看到了认识本身不能检验自身，客观事物也不能检验认识的正确与否，看到了实践、只有实践，才能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但是却没有进一步辩证地看到，实践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没有看到承认实践标准并不否认逻辑证明。这“两个没有看到”，就说明这些同学犯了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这个总结我听了之后，心服口服，印象深刻，至今记忆尤深。我深深感到，对唯物辩证法懂得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懂得是一回事，自觉地运用它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则是另一回事。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常常以这个题目来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一般是采取半开卷的方式，允许学生看教材、看笔记，只是不允许相互之间讨论，但是仍然有许多机械唯物主义者出现，给同学们一分析，大家都感到恍然大悟。因此，一辈子都非常感谢樊老师精彩的授课，特别是那次考试总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终生受益。

四、坚持锻炼的秘密

不知道同学们是否注意到，我一入学就特别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上起来参加班里的集体跑操（顺便说一句，总忘不了作为军人出身的班体育委员恒志老大哥，总是按时起床带领同学跑操，并把队伍组织的井井有条。后来好像是溪清同学负责，组织的也很好），跑完操后围绕着大操场再跑几圈。每年的学校运动会我都会报名参加，一般是800、1500米或3000米中长跑。像我这样的矮胖体型，自然难以得个奖项，即使如此也每次都报名，即便落在最后也总是坚持跑完，从未放弃。每年学校的万米越野赛，队伍里总有我的身影。记得是从新校出发到老校，再到山大农场（现在的山大五宿舍所在地），跑到当时的省监狱大门口然后折回，经过解放东路、山大路回到学校，尽管总是跑在后面，但是从不半途而废，一直坚持到底，每次都是这样。除了跑步，就是打篮球，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往往是奔跑在篮球场上。当时也搞不清楚什么前锋、中峰、后卫等分工，篮球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后来又学打太极拳，启蒙老师就是当时在校团委工作的陈钢铸老师，他每天早上都在大操场边上打24式太极拳，没特殊事情我就跟着学，后来又学了48式的和66式太极剑。

为什么如此痴迷于锻炼身体？这里面有故事。当我接到山大录取通知书准备入学的时候，村里一位老人和我说，“向军啊，咱村可能风水不太好，地皮薄啊，托不住有点出息的人。你看，好不容易出了个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跳楼自杀了。你啊，是正式考上的第二个，在学校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啊！”老人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是啊，小时候特喜欢看他戴的校徽、老围着他转的大学生，没想到快要毕业了，竟跳楼自杀了。后来我到山大后，全国开展纠正冤假错案的时候，他老父亲还找到我带他到山医问问，孩子去世是不是冤假错案。有关人员仔细查了就是自杀，我怀疑是抑郁症。这是后话。不管怎样，老人的话给我一个深刻启示：一定要好好锻炼身体。所以入学后，锻炼身体是我一直坚持的自觉行动。报名参加运动会，只是出于锻炼身体的目的而已。这样一直坚持了下来，形成了健身养体的习惯，不仅顺利毕业，而且健康工作了几十年。现在身体还勉强凑合，应该与长期坚持锻炼分不开。

五、英语曾经得“零分”

记得大学英语课开始之前，班里统计学习英语的情况，我报的是学了两年。其实，在中学阶段英语学习是学学停停，合起来算有两年。每次恢复英语学习，差不多都是从头来，学来学去最后只记得一句话，“Long Live Chairman Mao！”。大学第一课，英语老师于华找了几个同学到黑板默写学过的英语字母，我只写了12个，连一半都不到。这就是当时的水平，基本上是零基础。大学英语学习倒是很刻苦，几乎能背下所有课文，期末考试90多分。但实际能力和水平要差远了，仅限于课本上那点东西。当时，有些同学如培林、景芬、有德、玉安、国庆等同学，英语学习抓的特紧，除了上课学习，课余时间也不放松。在我看来，他们几乎把英语当成了自己的专业，对此我很不理解：我们是学哲学的，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多中文书还看不完呢，学那么多英语有必要吗？到三年级的时候，大学英语课程已经结束了，我才意识到学英语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加强学习。尽管如此，但是晚矣，毕业时报考北大硕士研究生未能如愿，主要是由于外语的原因。

大学毕业后吸取教训，继续英语学习不放松，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达到出国留学水平要求。先后自学了《新概念》1-3册、许国璋主编的《英语》专业教材1-6册，以及《托福600句》（听力）等等，我的老乡、中文系的谭好哲曾和我说，你不创造条件拼职称，下那么大功夫拼外语，值得吗？我的看法是，教授是早晚的事，外语水平提升却是拖不得的。经过一番拼搏，开始参加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第一次考了82分，第二次89分，但90分才能过关，我又考了第三次。满怀信心地等待成绩，结果出乎意料，成绩下来，一看得了个零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事后分析，可能是答案没有写到正式卷子上，写到草稿纸上了。

后来，2007年底，省里有关单位组织赴美国进行文化考察，有八九个人吧，都是作行政工作的领导，需要个“文化人”，我被邀请参加了。经过前期一番准备，我们终于可以到美国大使馆签证了。进去后，人很多，排长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们了，结果递上材料马上被退回了，说材料填的不合格，原来有的栏目没有用英文填写，需要补填。具体负责我们签证材料的人员不在现场，大家急得不得了，看来他们几位是真的不懂英语，我说我来试试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几个人的家庭住址只填了中文，还需要补上英文，大部分用汉语拼音填一下即可。我顺利地填好，审查过关，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周教授的外语真厉害！

六、走进毛泽东

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大学毕业留校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从事什么方向的教学和研究。外哲史教研室主任谭老师邀请我研究外国哲学，中哲史教研室主任周立升老师希望我能研究中国哲学。当时，系里成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樊瑞平老师任主任，他极力说服我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最终还是跟着樊老师，从事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与研究，开始了“走进毛泽东”的学术生涯。

刚开始，在樊老师指导下，与庄平、李芹、士岭等几位留校同学以及系资料室的郑凤琴等老师一起，编写了《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资料汇编》。该书分为毛泽东哲学著作文章选编、目录索引和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三部分，我负责的是毛泽东大事年表的编写。该书作为内部资料没有出版，现在看来还有点价值，我一直保存着。

从那以后,就一直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与研究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职责。多年来，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也不管社会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采取什么态度一一冷也好、热也好，褒也好、贬也好,我的研究兴趣不减，主观上一直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一门科学，进行认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除在报刊上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外，还参与编写岀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简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纲要》等专著和教材。1989年，我们又从中国当代哲学发展史的角度，集中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相继出版论文集《建设与改革的哲学》《历史的选择与选择的历史》和专著《中国当代哲学》。1990年代后，先后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走向理想的精神家园》《漫步在巨人的智慧王国》《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比较研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60年》等著作。

在教学方面，一开始给哲学系本科生讲授《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记得一个学生和我说，改革开放时代，老师您研究什么不好，怎么研究起毛泽东哲学了？我说，同学，你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去读读毛泽东的“三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吧，然后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他还真去读了。当我们再次说到这个话题时，他说，读了毛泽东的“三论”，别的不说，毛泽东的文笔就令我佩服。后来，到了马列部，我给本科生讲了几次“毛泽东思想概论”课，同时给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献选读》，重点是《毛泽东选集》，每周半天，主要是领着学生原原本本阅读、讨论。作为选修课，这是学生选修人数较多的课，也是他们感到收获较大的一门课。不少学生说，学了这门课，自己成了毛泽东的粉丝了。

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自己还在走进毛泽东的路上。去年，北师大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书名定为《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本来退休了，到了多做减法的年龄了，能不做的就不再做了，不过思考再三还是应允了。之所以如此，可能与走进毛泽东的情结有关。

七、终于考上博士生

在1993年之前，我从未有考博的想法。1994年暑期，参加由中、英、澳三国联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哲学讲习班改变了想法。讲习班上50多名学员，来自海内外，不是博士就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路上，这对我触动很大。早上跑步，总会遇到班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几天后我们就认识了，他是美籍华人65岁了，是人大罗国杰教授的博士生，正在攻读伦理学方向的博士学位。他的目标是一生要拿到三个博士学位，之前已经拿到了两个，分别是是理学博士和工学博士，他说再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他的人生目标就实现了。我被他的精神感动了，下决心回来报考博士研究生。

对于人到中年的我来说，考博是不容易的。我的爱人那几年在上海工作，家务活基本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家里老岳母身体不好，常跑医院，需要照顾；孩子正上初中，早出晚归，需要关照；担任哲学系副主任分管教学，还要协助主任抓科研，特别忙乱。考虑再三，为了考博，我决定辞去哲学系副主任。写了辞职报告后，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没有合适人选还要继续干。我说自己已经40多岁了，考博对我来说机会不多了，这次考不过还要再考，而且一旦考上我就要全力以赴，不想混学位，况且家里也确实有一些实际困难，所以副主任无论如何我就不再做了。此后，我就集中精力备考，先是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导师联系，也许因我还有点科研成果，他帮助我争取了推荐免试——只考外语，专业课免试。机会难得，我很高兴。没想到的是，北大博士生考试外语要考一天，上午考笔试，下午考听力，最后考试分数离录取线差了3分。导师鼓励我，说是你的英语还不错，许多留学归来的考生都通不过，建议我来年再考。我不想再拖一年，北大无望接着报考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还好，专业课、外语成绩都达到录取要求。结果，导师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而我考了第二名，社科院觉得我基础还好，他们说去教育部争取名额，但博士生名额是不容易增加的。增加名额无望，他们让我在职攻读，没有毕业文凭，但有博士学位，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当时我的想法是，要读就读正规的。没办法回过头来考本校的吧，于是又参加了山大科社专业的博士生考试，终于考上了胡瑾老师门下的博士研究生。最终于1998年顺利拿到法学博士学位。

八、走近马克思

与马克思结缘，应该从高中毕业时说起。我的高中老师马老师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大学生，知识渊博，阅历丰富，见识甚广。他告诉我，向军啊，尽管毕业了，还是要继续学习，没有书看，可到我这里找几本，至少每天都要看看报纸。后来当小学老师了，当时村里订的报纸《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烟台日报》等，都是放在小学，我们每天都会从邮递员手里接过当天的报纸。于是，天天看报纸就成了习惯，除了看新闻报道，特别爱看政治评论性文章，久而久之对报上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语录（当时都是用黑体字标出来，特别醒目）产生了兴趣。于是就有了摘抄马克思主义经典名句的习惯，坚持下来足足抄了有三大本。平时时常翻翻看看，自然有的就背下来了，在参加有关政治学习、讨论的发言中，自觉不自觉地就用上了，慢慢地在教师队伍中和领导中就有了这家伙有点理论水平的印象或看法。这为后来被推荐上大学、参加县委党校学习、到党校做理论教员做了准备，也是高考时政治考得比较好、被录取到山大的重要原因。

上大学学习哲学专业，在职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硕士学位和攻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方面的博士生，都是结缘马克思的过程。然而严格来说，正式走近马克思，还是从到马列部工作开始的。1999年11月份，学校决定让我兼任马列部主任，上任后第一件事，自然是作调查研究。当时马列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我看了该专业培养方案，发现一个问题，开设的课程里面除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专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题”“政治经济学研究专题”，而没有作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课程。我觉得这与本专业的学科特点、培养目标不太符合。于是提出整体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开设一门“马克思主义学研究”课程的建议。他们觉得有道理，可是谁来开这门课呢，大家觉得我本科学哲学，硕士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阶段学科学社会主义，相对而言开这门课的基础较好，就一致建议我来开。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就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给学生开设“马克思主义学研究”这门课，与讲授这门课相联系，在科研上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研究是从马克思主义学的历史研究开始，重点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是如何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也就是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怎样的，实际上就是人们的马克思主义学思想。

几年来，与学生一起先后发表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观、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观、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等相关论文。这些方面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研读经典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理论体系、价值意义、历史命运，认同信仰、学习研究、坚持发展等等根本性问题尽可能作出科学性阐述。我把这一研究与指导研究生结合起来，让他们参与到马克思主义学研究上来，一位博士生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大量文献基础上，写出专著《马克思的学说体系研究》；一位在研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观》；还有一位在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基础上写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就我本人而言，在长期研究基础上，应教育部社科司之约，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文库”提供了50余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观发展研究》的书稿，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8年正式出版。我们的研究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曾看到一位重点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在其出版的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上写成的专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观》中，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并作出自己的评价。书中写道：“周向军先生是在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观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比较早的一位学者，其对此研究的专注、长期、连续和系统，都是令人敬佩的。而且，他还带动并推进了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研究，在其身边以其同事、博士生、硕士生为主，形成了一个专门以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为研究领域的学者群，有力地推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马克思主义观领域的研究。”“周向军先生对马克思主义观问题的认识是非常深入、全面和系统的，有着非常多的独到见解和独立思考，对我国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深入发展必将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这样的评价是否公允、客观，值得讨论，况且个别人的评价不足为据。但是，看到这样的评价，作为当事人总是感到高兴。

九、争创一流

山大人总要为山大做点事。几十年来也做了一些事，回想起来自以为值得向大家汇报的，还是为马克思主义学院争创一流的过程。

从1999年兼任马列部主任开始，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努力把马列部建成全国一流的马列部。三校合并后离开宣传部，全身心到马列部工作，这一想法就更强烈了。为了这个想法的实现，辛辛苦苦干了十三年。记得学校当时提出“培养全国一流的本科生”的口号，我们就提出“为培养全国一流的本科生提供一流的思政课教学”的口号。为了创一流，我们提出四个“以”作为指导方针，即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学科研为中心、以绩效管理为导向、以提高质量为目标。我在大会小会上都强调，只有本科学历的青年教师，要考研攻博拿学位，各尽所能为学科建设作贡献。想法好，但落实难，尤其在三校合并磨合期此事更难。还好，经过几年努力，离一流目标越来越近。在学科建设方面，先是获得二级学科博士点，一年后成为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不久又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被老师们称为学科建设的“三级跳”；在教学方面，有多门课程建设成为省级精品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体系；在社会服务方面，建立了山东省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先后培训数千人，几乎把全省思政课教师轮训一遍，最后成功入选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修基地，每年都要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思政课老师。在全国第三轮学科评估中，由之前的23位进到第13位，被认为是当年全校学科建设进步幅度最大的；现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成为全国首批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是教育部指定的首批五家“全国共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试点单位之一。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位居A类行列（全校文科只有两个A类，另一个是文学院）。

当然，学科的发展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与时代大背景、国家的重视程度分不开，与单位全体同志的齐心协力分不开，也与一个单位能否一张蓝图干到底密切相关。我离职后的院领导班子，也是继续朝向一流目标积极努力的。他们在已有基础上干得有声有色。

十、永远与马克思主义同行

那是2011年6月，山大举行全校毕业典礼大会。其中有一个仪式，校长把学生毕业证书交给各学院院长，院长接过证书后，要面对全体毕业生发表简短的赠言。当我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时，校长悄悄地说，向军，你讲讲马克思主义吧，我说好吧。之前的院长一讲完，该院的毕业生都站起来热烈鼓掌，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没有自己的本科毕业生，研究生也就20多人。针对这种情况，当我发言的时候该怎么说呢？我说，我发现一个现象，刚才各位院长发言时，所在学院的同学们都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与专业学院不同，没有自己的本科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的也就20几位研究生。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可以说在座的各位同学都是我们学院的学生，因为你们都要学习思政课，而且是四五门必修课，是马院的老师给同学们上的这些课，如果这些课程不及格，就难以拿到学位和毕业证书（这时全场开始鼓掌）。此时此刻，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我要赠送大家四句话：第一句，实事求是，让事业脚踏实地；第二句，解放思想，让心灵海阔天空；第三句，与时俱进，让业绩光耀时代；第四句，也就是最后一句，带破折号的，带有总结性的，就是“——永远与马克思主义同行！”这时，全场报以更加热烈的掌声。

永远与马克思主义同行，是我经常给我们学科的学生说的，自己也是这样追求着的。2011年暑假，我们组织学院老师到西欧国家进行考察，在德国特里尔市马克思故居的留言簿上，我写下的是“永远的马克思！”。2012年我有幸获得“山东大学重大学术荣誉奖”，《山东大学报》对获奖者作了系列报道，报道我的题目就是《周向军：永远与马克思主义同行》，内容主要记述了我走进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

十一、代导师写序言

由于工作原因，特别是作为樊老师的硕士生，我经常到樊老师家里聊天、讨论问题。在那里，常不期而遇一位哲学业余爱好者李先生，他常到老师家里请教问题，一来二去就成朋友了。

李先生是济南人，1943年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家庭。父亲作为地主兼资本家在解放后的土改运动中被政府镇压，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初中考高中的时候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感到这个社会不太公平，于是下决心改造这个社会，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结果越学越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他的研究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农民日报》以《技术人•哲学人》为题、《大众日报农村版》以《李毅远——着迷哲学的农民》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随着学习研究的深入，他有了在研究基础上写书的规划。他计划在有生之年写三本书：《真理之路》《社会之路》《人生之路》。

李先生与樊老师有个约定，每部书都请老师写个序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10年他完成了第一部书稿《真理之路》（约47万多字）。遗憾的是，樊老师不幸已于几年前去世，于是李先生就让我来作序。作为多年朋友，自然我也没有推辞，就为本书写了题为“走自己的路，做真理的执著追求者”的序言。序言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最后，不能不提的是，本来这个书评或序言，应由我的恩师樊瑞平教授来写。这是作者与樊先生早就有的约定。不幸的是，几年前，樊先生因病谢世，今天，作为学生接受了李毅远先生的请求，写了以上的话，算是执行恩师的遗愿，也是学生向先生提交的一份特殊答卷。答卷是否合格，只得请恩师在天之灵审阅，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顺便提及的是，经过10多年的努力，李先生第二本书《社会之路》（近50万字）已于2022年5月份出版。我给他写的序言是，“社会之路的创新性探索”。目前，他正在写着第三本书《人生之路》，他说争取在去见马克思之前能写完出版。前些日子我们通电话，说是已经写到改革开放了，他说在这本书里，他要写写这一生与樊老师、与我的故事。我敬重李先生，也很想帮助他。我和有关部门推荐联系，已经聘他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了。李先生曾被邀请到校给学生讲述他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学生听了没有不感动的。从李先生身上我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晚年的人生该怎样度过？或许这也是一种值得选择的活法。

十二、“扎根树”

山大中心校区小树林北，最后一排学生宿舍楼后面有几行高大挺拔的白杨树，那是我们七七级留校同学栽下的，名为“扎根树”。前几天，我走到那些树下抱了抱，大都抱不过来了。多年来，每每走到那里，我总要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总会告诉同行人，那是我们留校时栽下的“扎根树”。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我扎根山大了，算是一个老山大人了。

回想起来，我在山大经历了两个“三阶段”。一是求学三阶段。本科四年，与五十多位优秀的大学同学结缘，这是最美好的日子，此为第一阶段；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三年，跟着樊老师深造，作为大师兄结识了12位师弟妹，这是第二阶段；在国政学院（原来的科社系）攻读博士学位近四年为第三阶段，在这里结识了七位博士生同学，我们自称为“八大金刚”。第二、三阶段在职攻读，边工作边学研，是最忙碌的七个年头。二是工作三阶段。本科毕业留校在哲学系当老师，干了15个年头，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按部就班走下来，这是第一阶段；到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后又兼任马列部主任，干了4个年头，主要从事教学与党政管理工作，这是第二阶段；山大与山医大、山工大合并组建新山大，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前后担任院长13年，2017年正式退休，算是第三阶段。在山大风风雨雨几十年，留下了自许许多多的山大故事，实事求是地说，作为山大人，多多少少为山大做了一些事情，尽管有些该做的没有做，有些该做好的没有做好。但是我更想说的是，并且发自内心地感到，是山大哲学系为我打下了人生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是山大为我提供了几十年人生、事业发展的舞台，是山大的肥壤沃土滋养了我的成长；是同学们的榜样力量、无私关怀、相互激励和鼎力相助，鼓舞着我不断前行。感恩山大，感恩山大哲学系，感恩山大哲学系77级亲爱的同学们！在这里，我要说，永远的山大，永远的山大人，永远的山大哲学系七七级！

文：周向军

图：周向军、《如歌岁月》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