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文集”编辑组的同学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学们的回忆文章用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记录了独一无二的七七级现象，印证了“担大任者往往发于畎亩版筑，举于市井海陬，都有一段百里奚孙叔敖般的传奇经历的古训”，篇篇催人泪下令人奋发，随便拎出一篇都是激励后学的好材料。七七级是共和国教育史上空前而且绝后的一代。相信“纪念文集”面世之后，不但是我们哲学系七七级班级历史的精彩总结，也是山大一段历史的真实记录，更是一篇对邓小平恢复高考伟大决策的赞颂之歌。
我的求学经历比较另类，过程比较平淡，后来也没有什么骄人的业绩，原来是不想写的。班长和编辑组的同学多次来信催促，我想我的情况也不一定是孤例，别人也可能有相似的经历，那就奉命作文，立此存照。
一 初识哲学
1966年，我正在青岛二中上高三。当时毕业考试已结束,正在准备高考，骤然而至的“文革”像一阵狂风打乱了这一进程。当年的二中是仅次于省实验中学的全省重点中学，升学率一直名列前茅。当时的说法是，进了青岛二中，等于一条腿跨进了大学校门。
然而在时代的大潮下，每个人都是一颗随波起伏的沙粒。在经过初期红卫兵运动的狂热之后，我成了逍遥派，既然无事可做，我就窝在家里看书。除了《毛选》，我还把目光投向了家中的一套当时上级发的三十本马列著作。前后一年多的时间，是我与马列经典原著结缘的第一个阶段。从《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开始，接着是《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看后很为马克思的睿智雄辩和恩格斯的知识渊博而折服。紧接着我又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我发现这两部著作并不难读，都在我的知识和兴趣范围之内。在我看来，这两部著作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原理，使我看到了政治课学到的《社会发展简史》的理论源头，读来兴趣盎然。再后来，我扩展阅读范围，找来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一番自我启蒙使我接近了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殿堂。
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暂时打断了我的自学进程。我所在的部队是海军驻福建沿海的技术兵种，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比较高。二中一起参军的七八个人被打包放在一个大队里，其他人都去了岸炮和后勤基地。首先是技术技能培训，还要学习英语（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我们学得很快，不久就能单独上机值班了。部队驻地不是高山就是海岛，条件比较艰苦。当面对峙的大小金门近在咫尺，战士调侃地说，对面的枪枝走火都可能被打到。那时候双方经常打炮，蒋介石还在叫嚣反攻大陆，时常从金门派小股骚扰，抓小股也是我们部队的常备勤务。
复员以后，我进了青岛罐头食品厂当工人。生产旺季的时候要两班倒，下了夜班我往往是早饭午饭顾不得吃倒头就睡，一直睡到下午三四点钟，起来收拾收拾吃点饭就又去上班了。那时对工人阶级的辛劳，真有了切身的体会。
后来军管组进厂。青岛的海军和陆军各支一派，我们厂革委是对立面的一派。军管组开始工作比较困难，军管组长见我是从海军复员的，而且两派都没参加，就把我调到厂工会搞大批判大联合。那时正在清算山东那个资产阶级政客，厂革委逐渐失势。再加上后来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厂里每周要开一次全厂职工大会，我既要代表厂大批判组（其实就我一个人）撰写批判文章，又要组织和主持大会，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局里要开全系统的批判大会，要各单位先去试讲。我拿着稿子去了局里，前面的讲过都提了不少修改意见，我讲完之后一个字没改就让我回去了。
不久我入了党、提了干，到厂宣传科当了干事。宣传干事要列席厂核心领导小组的学习生活会。有一次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有个厂领导提出：“这个生和死是一对矛盾，矛盾可以互相转化。生可以转化为死，死怎么转化为生？”其他领导也说弄不明白。这时候厂领导转过头来问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接口说：“矛盾的双方是互以对方为存在依据，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没有生就无所谓死，没有死也无所谓生。一个生命体从它诞生起，就是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两方的对立和统一。当一个生命体死亡了，这对矛盾也就不成立了。”其实我也不清楚到底讲明白没有，只见厂领导听得是一愣一愣的。后来我想，厂领导可能是在考察我，以后就更加关注哲学问题。
二 宣传干部是通才
不久我接到调令，到市商业局宣传科当干事。开始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后来是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投降派”，再后来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一年一个运动，来回翻烧饼。局一级的宣传科，就是配合政治运动办学习班、写文章和搞宣讲。
那时候局宣传科有个大书橱，别人在拼命折腾，我开启了又一个读书高潮。大书橱里有全套的《鲁迅全集》和《郭沫若文集》等书，这可得了我的意了。我上班没事干就是看书，几乎把里面的书看了个遍。《鲁迅全集》一共二十集，包罗了鲁迅杂文、小说、评论、书信、文学史专著等几乎全部的著述，至今我觉得除了专门研究鲁迅的学者，能真正看完全集的读者不会太多。郭老的《文集》也有17卷，辑收了他的小说、诗词、日记、书信等，特别是其40多部小说剧本基本上按照写作时间或发表先后排序，都是他青壮年时代的创作。那真是才华横溢、心鹜八极、含宏万汇、气吞云梦，不像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作品，诘屈聱牙、江郎才尽。那时候反帝反修，中央号召干部读书，陆续出了批内部图书，像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肖洛霍夫的《第四十一个》、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日本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等等。新华书店设了个内部书专柜，来了书就通知各局开介绍信去选书。我积极争取到了这个美差。宣传科别人对这些书没多少兴趣，后来买什么书都是我说了算。这可是当时社会上见不到的书，文史哲经法社都有，多数是名著原著，每次我几乎是全买。后来我发现这些书也是有级别的，有几本书来得特别少，例如带有脂评的《红楼梦庚辰本》和《金瓶梅》，只有市级干部才有资格买。我就极力和书店的干部搞好关系，市级干部读的书，只要有不来买的，他们都给我留下。
那时候，毛主席号召要学好马列，以免上假马列主义骗子的当。邓小平强调要读原著，要系统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局一级的宣传干部，我深感自己的理论准备不足。这时省委党校开办了一期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读书班，由市委宣传部学习室主任带队，一个局抽一个宣传干部参加，市委党校还有四位教员一起来学。上大课，担任主讲的是省党校领导李书厢，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正规的理论训练。一本书足足学了两个多月，一章一节精雕细琢，不似我自学时的走马观花。这时还有一件碰巧的事。我父亲正好到济南开会，给我带来了几件衣服，我和父亲正在校园里说话，刚巧李书厢老师从那里路过，父亲很熟悉地和他打招呼，并介绍说我正在这里学习。李书厢免不了对我一番勉励。后来我才知道，我父母都是抗大四期学员，李书厢就是当时的教员。父母因为抗战前当过教师，后来都留校任教，抗大一分校到山东办学，他们是一起从太行山走到山东的。这一期学习使我开阔了视野，也接触到市委宣传部和党校的干部，知道了在宣传理论界天外有天。我与他们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这对我后面的工作学习帮助很大。这算结缘的第二阶段。
那时，商业局的干部每周六要到基层参加劳动，我卖过土产杂品日用百货，也卖过五金电器果品蔬菜。那时候商业搞大练兵，要求一刀准一口清，卖肉的“标兵”一刀下去几斤几两分毫不差，我就不行了。例如，来买水果的要买几个苹果，上称一称几斤几两多少钱要能顺口“哈”出来。这还好说，倒过来就不行了，碰到个只要五块钱的主就懵了。五块钱给几斤几两，脑子顿时不够用了。始知商业服务业看似简单，其实行行不容易。
另外，我还上过一期青岛市直机关“五七干校”，在平度的农场战天斗地了小半年。虽然是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但从种到收，风吹日晒，异常辛苦，打掉了干部们养尊处优的“骄娇”二气，也体会到了中国农民长年累月辛勤农作的不易。
一晃六七年过去了，我从宣传战线的新兵变成了老兵。宣传干部不一定是专才，但一定得是通才，我们自己戏称是“万金油”。文史哲都要懂点但又不全懂，你要去宣讲只能临时抱佛脚。后来对我触动最大的，还是“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学马列”和“培养工人理论队伍”。我负责办学习班和培养理论骨干。那时候下属有两个单位的业余理论小组在自学《资本论》，我有时晚上也去参加他们的活动。马克思从商品和货币分析入手，抽丝剥茧剖析了资本运行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资本论》博大精深又十分难读，我深感自己的学养不足，亟需输血。
三 十年一觉大学梦
1977年，传来了恢复高考的喜讯。我听到后自然是欣喜不已，而且我分析，虽然“文革”累积了十几届的毕业生，但完整学完高中课程的只有高三级，只要考试是完整体现中学教学大纲，高三级是有优势的。我对高考是相当有信心的。但另一方面也很犹豫，一是年龄已达上限，二是孩子还小，三是父母家庭需要照顾，四是单位的工作似乎也离不大开。但双方的家长都很支持我去考。最后一天离报名截止还有几个小时，中午回家吃饭父亲问我报名了没有，我说我还是不想考，这时父亲扔下了一句话：“我看你也考不上！”我这人最怕激，接口说：“那我就考一个给你看看！”下午到单位开介绍信，科长已经同意，但政治部主任却不同意，软磨硬泡就是不行。我突然想起了中午父亲的那句话，换了个说法对主任说：“你就让我试试呗，还有可能考不上呢？”大概这句话起了作用，然后盖章放行。这时候离下班时间已不到半个小时，我一溜小跑到了报名点，几乎最后一个报上了名。之后，果然顺利地考上了心仪的大学，十年终圆大学梦。
其实，在这十年的过程中，我曾有三次进大学的机会，都是擦肩而过。第一次是1966年。青岛二中因为是省重点，每年有四五个保送生名额，我是其中之一。事后知道，那是一所穿军装的理工科院校，如果不是“文革”，我很可能就是一名军队的工程技术人员。第二次是1970年底。我所在的食品厂得到一个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名额，军管组组长第一个征求我的意见。我问是什么专业？据说是一个什么轻工学院的食品酿造专业，我说我不上。军管组长大惑不解，这是多少人挤破头都得不到的好事，你怎么一口就回绝了。其实不喜欢的专业我还真不想学。第三次是1973年。这时我已在局里宣传科工作。那一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加上了文化考试，我们局里基本不用推荐，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名。我们单位有一个师范类学院体育专业培养中学体育师资的名额，按照我当时的情况估计体育测试和文化考试都没有问题，可我就是不想上。大学的门我算是三过其门而不入，尽管前一次是被动的，后两次却是主动放弃的。
由于对文史哲的爱好，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报的是山东大学哲学、历史、中文三系。入校以后才知道，三个系的录取分数是中文最高，哲学最低。但我心仪的专业顺序却是哲、史、文，被哲学系录取是很值得庆幸的。大学四年开始了正规的理论训练。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康德再到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从诸子百家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再到康有为、孙中山，将古今中外的哲学大家系统地梳理了一遍。对于马克思哲学，更是系统完整地接受了正规的训练。诚如所愿与哲学结缘，跻身于令人向往的哲学殿堂，特别是由此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让我终生受益。
毕业之后，我先后在青岛市委宣传部和市社科联、市社科院工作，直到退休做的基本都是理论宣传、理论教育和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由于母校的教育和理论积累，工作做得还是顺风顺水、得心应手的。
四 退休生活絮语
退休之后，迎来了我的第四个读书高潮。有时间，有精力，看书学习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考核，没有了功利主义的考量，基本上是根据爱好“补读生平未读书”。开始几年时值国学热，央视的《百家讲坛》很受追捧。我嫌电视播出太碎片化，买来百家讲坛坛主们的书慢慢细读，再遵循着他们的讲解去找来《易经》《老子》《庄子》《论语》乃至《古文观止》《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山海经》等等放置案头细心揣摩体会，等于是对同样喜好的文史领域进行了补课，感到没有了遗憾。不怕大家笑话，疫情这几年我对甲骨文来了兴趣。疫情防控在家哪里也去不了，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一连读了好几本专门介绍甲骨文的书籍，甚至买来了日本人编写的《甲骨文小字典》，没事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接触到了汉字发展的源头状态，也了解了许慎《说文解字》竟有不少是望文生义。因为他那时候还没见过甲骨文。
真是“老来读书是一乐！”
我退休后的另一个爱好是旅游，自号“徐霞客二世”。《徐霞客的游记》涉及到的省份几乎全去过。接着找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丘处机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和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为了印证他们的记载，又追逐他们的足迹将西域、天竺乃至波斯、小亚细亚各国的古代地理好一顿恶补。发现耳熟能详的巴比杨、撒马尔罕、克里米亚以至意大利威尼斯等，与现在的一带一路十分契合。
“世界很精彩，我要去看看。”在去了日韩东南亚和我国的港澳台后，去了俄罗斯和北欧四国、西欧七国、澳新两国和美国、墨西哥，又去了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尼泊尔。回来以后，洋洋洒洒地辑了三大本《游记》。
转眼我退休已经十六年了，听说当年小我十六岁的班级最小学弟王志功也将退下来。真是岁月不饶人。根据我的体会，退休后一定要有一个规划，“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毕竟古人说得没错。
五 我们这个班集体
我们班是一个很好的班集体，班里的风气很正，尤其是对学业的认真执着和刻苦精神值得称道。每一个同学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可以说，我们哲学系77级给后来的78、79级都做了好榜样。我举两个刻苦学习的例子，一个是张景芬，一个是张立勇。
张景芬我们是一个组的，我俩是上下铺。他一入校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考研。每天一下课就在宿舍攻英语、听美国之音的英语讲座，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甚至晚上说梦话都能蹦出英语单词。这还真不是瞎说，真有其事。晚上一个宿舍六七个人，有人睡觉说梦话很正常。可是有一天半夜听见景芬说梦话，一听不对呀，是英语呀！我以为他醒着在背单词，特意起来看了一下，他确实睡着。他还有一个绝活是背英汉词典。有一次我特意试了一下，任意翻开一页，找出一个单词，他都能回答上来。后来他如愿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生。
张景芬的学习方法很独特，就是不是死记硬背的那种。上课基本不记笔记，课后也不复习，但每次考试都因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获得高分。因此，常有同学下课围着听他高谈阔论，请他解答疑问。大家对张景芬的评语是：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并且是诲人不倦。
其实当时好多同学都是这个状态。教科书都能够大段大段地背下来，考试的时候答个满满十张卷子的不是个例。
再说一个张立勇。张立勇同学那时学习可以说是埋头苦读、心无旁骛，几乎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有一天，学校在操场上放电影，那时学校放外国片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宿舍里全是黑灯。因那个电影我已经看过，我就往回走，路过一组的宿舍，我一看灯还亮着，隔窗一看就张立勇一个人，坐在小马扎上看书。我真佩服他的定力了，就推门进去，问他：“人家都去看电影，你怎么不去？”他的回答着实令人吃惊：“电影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还没看怎么知道没意思？”后来我问他：“电影怎么样？”他笑着说：“我真不知道那电影那么好看！”
立勇毕业以后从政，《南方周末》多次刊登长篇通讯介绍他在陕西咸阳和河南省高院的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他的事迹，我基本上都是通过媒体知道的。大家知道，《南方周末》是一个很严谨、很挑剔的媒体，轻易不说官员的好话，但几年来跟踪报道张立勇，这是很少见的。张立勇为政心系民众，替民说话，所以大家给张立勇的评语是：“当官要为民做主，从政当学张立勇。”
我们班的班风还有一个特点是团结心齐，有事一呼百应。记得当时系里有个老师癌症晚期大出血急需输血，班里的同学听说一齐挤上去医院献血的汽车，最后是刘力言同学的血型合适，给老师献了血。
说了四十年前的往事，再说说四十年后的今天。
四十年前，我们走出山大校园步入社会，一转眼今天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青年了。大家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努力拼搏，不管是从事教学、科研，还是从政，哲学七七级都不落人后，可以说是人才济济，成绩骄人，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先说从事科研的都是成果累累。以在中国社科院的李培林为例，每年他们发表的《社会蓝皮书》都是全国注目。他是留法归来的哲学博士，曾经担任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要职，每年都有重量级的文章发表，还曾在中央政治局的学研会上作过“和谐社会”的专题报告。另外，在省、市社科院等研究单位和在新闻出版文化等单位的同学，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从事教育的更是引人注目。全国许多重点大学，象清华、人大都有我们的同学，而且都是业务中坚；留校的几位同学个个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叱咤风云；还有不少同学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成为大学校长或党委书记。
从政的也不得了，省市县各级都有。当然我不是说谁官当得大就有成绩，官当的小就没有成绩。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条件不同，不管官大官小都有成绩。但是哲学系77级的官不是一般的多，光厅局级一个班就有十几位，这是其他院系没法相比的。
2012年毕业三十周年同学聚会时，当着在场校领导的面我曾说过一句话：“在山大七七级校友中，我们哲学系是最棒的，同学们都是好样的！” 现在我想说,如果学校要在四十年后评这届毕业班的优秀集体，我们班也是当之无愧的。
为什么在七七级当中，相比其他系哲学系这个班特别突出？我琢磨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学生素质好。全班有近一半党员，其余团员也是占绝大多数。二是我们学的是哲学。哲学是什么？世界观和方法论呀！这比起学单一学科的同学当然要站得高看得远、更胜一筹啊！
文：李晓群
图：李晓群、《如歌岁月》编辑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