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杨泽波教授撰写的《一源两流论：基于三分法对儒学发展脉络的新判定》一文在《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发表，全文16000字。
该文以其近年来着力建构的儒家生生伦理学为基础，从三分法视角出发，分析了儒学发展内在的“一源两流”现象。“一源”指孔子，其思想内部呈现智性、欲性、仁性的三分结构；“两流”指从“一源”分别引出的仁性之流和智性之流，前者以孟子及后来的心学为代表，后者以荀子及后来的理学为代表，双方都有贡献，也都有所失。该文提出，三分法不仅有利于重新聚合两流，建构仁性与智性双全、伦理与道德齐备的理论模型，而且可以以智性和仁性的辩证关联为轴心，吸收西方启蒙运动的经验，同时又避开西方启蒙运动的教训，探索出一条新的思想道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新问题贡献儒家特有的智慧。文章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孔子道德学说中与成德成善相关的要素不是感性、理性两个，而是欲性、智性、仁性三个，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三分结构。欲性是对物质欲望的看法，是成德成善必须处理好的对象。智性是孔子关于礼的思想，仁性是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智性和仁性都是成德成善的根据，广义上都可以称为（道德）理性，但二者又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将智性和仁性区分开来，创立三分法，是一个极有潜力的研究方向。简单说，三分法就是源于对孔子思想结构的分析，将与成德成善的要素划分为欲性、智性、仁性三个部分，突破西方感性、理性两分法束缚的一种方法。立足三分法，有助于看清儒学两千多年的历史是如何从“一源”一步步发展变化而来的，在更高维度上对儒学发展的整体脉络有一个全新的了解。
文章认为，孟子性善论最大的意义，是推进了孔子仁性的理论，为儒学发展做出的自己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孟子也不自觉忽略了孔子通过学习成德成善的内容，丢失了智性，从“仁且智”的思想结构中脱离了出来，窄化了孔子，其能达至的只是伦理，还不是道德。孟子思想的缺陷引起了荀子的警觉，特以性恶论加以反驳。在荀子看来，人生在世必然有物质欲望，物质欲望无限度发展必然引出争夺，导致天下动荡，此为“物欲之性”；另外，人还有认知能力，可以学习和掌握礼义法度，此为“认知之性”。人的道德之心不是天生即有的，而是源于后天的教化。荀子这一主张无疑是从孔子智性而来的，是对智性的重要发展。但荀子对仁性理解不透，其所说的仁没有先在性和逆觉性，思想并不全面。孟子和荀子分别以孔子仁性和智性为理据，都有所得，也都有所失。孟子所得在仁性，所失在智性；荀子所得在智性，所失在仁性。双方都不再有孔子仁智双全的格局，儒学发展从此也由“一源”走向了“两流”。
文章认为，对朱熹思想有一个准确定位，是“一源两流说”能否成立的一个关键。朱熹立志全面继承孔子“仁且智”的思想系统，“心具万理”是其学说的基础。从三分法的角度看，这个“理”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心，即所谓仁性。但朱熹并不以此为满足，强调在仁性的基础上必须再讲一个“道问学”，必须大力发展智性。“格物致知补传”中“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是非常重要的表述，它包含着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重要用意。在儒学发展史上，朱熹是第一个意识到必须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的思想家，意义极为深远。可惜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朱熹不了解“以觉识仁”的意义，不接受这一说法，对仁性把握有欠分寸，致使其学说偏向了智性一边，未能真正完成全面继承孔子“仁且智”思想结构的任务。陆九渊对朱熹的批评虽然揭露了朱熹思想的不足，但其学理基础只是仁性，同样不够全面。严格说来，朱陆之争只是孟荀之争的延续和深化，陆九渊是孟子的延续和深化，朱熹则是荀子的延续和深化，核心还是智性与仁性的关系。王阳明的情况与陆九渊相仿，其贡献是揭示了朱子学理的不足，弥补了道德动力的不足，缺点是将仁性作为了成德成善的唯一条件，否定了智性的作用。从大的视域上看，阳明心学是从“一源”中分离出来的“一流”，是偏而不是全。
文章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以三分法为基础，我们就有希望用仁性涵盖孟子以及陆九渊和王阳明，用智性涵盖荀子以及程颐和朱熹，重新回到孔子“仁且智”的思想大格局之中，形成以欲性为基础，仁性与智性双全、伦理与道德齐备的学理系统。这项工作可概括为“立法三分，聚合两流”。这项工作的意义远不止于儒学和历史，如何向世界和未来展开，才是其更加关注的重点。将智性和仁性划分开来，不仅有利于以仁性为智性提供动力，以破解休谟伦理难题，这可以称为“动力问题”；而且可以以智性对仁性加以再认识，保证仁性不走偏方向，由伦理走向道德，这可以称为“启蒙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智性与仁性具有不同的性质，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以仁性对智性加以制约，使其不至于天马行空，毫无拘限，有效避免西方启蒙运动的教训，这可以称为“张力问题”。将三分法牢牢建立起来，我们就有底气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贡献儒学特有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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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于宗妮 傅笔科
审核：翁祥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