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山东莒南人，1962年7月生。1978年高中毕业并自学哲学。1987年6月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被破格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1981年以来，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刊物发表论文170余篇，并参与撰写《历史之谜求解》等6部著作。

记者：从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看，您始终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学术观点，引起了国内同行的注意。选择这种学术取向，您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呢？

何中华（以下简称“何”）：我认为，改革开放时代的来临，为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这包括内在的和外在的，也包括实践的和理论的。从内在方面说，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为我们打破教条主义的禁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再认识”创造了条件；对以往的历史特别是对极“左”错误所造成的历史悲剧进行深刻反思，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以前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外在方面看，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现代西方的哲学及科学思想大量传入，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提供了某种借鉴和启发，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促进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省。从实践上看，整个20世纪的发展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譬如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新科技革命浪潮及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重构问题，如此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应对挑战中才能得到发展，从而使自身充满生机和活力。从逻辑理路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它只有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扬弃，才能够与时俱进，永葆其革命性和开放性。因此，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记者：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方面，您的基本思路如何？

何：力求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再认识”，以便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其结果应当是既符合时代的变迁及其要求，同时也符合马克思“文本”所提供的意义的可能性空间。为此，必须反对两种偏执：一是所谓“告别马克思”，这种倾向无视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封闭的体系加以拒绝；一是所谓“回到马克思”，这种倾向则固守于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和字面表述，缺乏一种与时代、与现实对话的开放姿态，它往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人类文明的大道。这两种倾向显然都是有害的。当然，在对马克思思想进行创造性诠释时，还需要提防那种“过度诠释”的误区，以避免那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马克思的做法。只有“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才有可能真正体现坚持和发展的有机统一。因为所谓“创造性地诠释”，就意味着既融入时代精神的内涵，同时又必须充分考虑到马克思“文本”所提供的解释空间。

记者：您认为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何：应当坦率地承认，我们以往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存在着不少“误读”的成分。以旧的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经典”表述，从根本上说是物质本体论的。它体现着一种实在论立场和知识论的取向，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色彩。我在一篇论文中曾详细剖析了这种误读的根源，即前提与理由、“是”与“应当”、经验与超验的三重混淆。它不仅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而且使哲学降低到了科学的层次，即“反思”沦为“反映”，从而丧失了哲学所应有的睿智。因此，我认为必须研究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如何被解读成了带有浓厚的朴素实在论和经验主义色彩的物质本体论的。其中的原因何在？应该说，由于个人气质、知识背景、致思取向等的不同，恩格斯与马克思在哲学建构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别。恩格斯所代表的解释传统更倾向于物质本体论立场。而这一传统一直积淀到以斯大林小册子为代表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之中，对我们的影响甚大。另外，“我们中国人对于世界之见解，皆为实在论”（冯友兰语），这一解释学背景作为不可剔除的变量，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和结果。我认为，除了这样一些人们已经注意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即我们是在“启蒙”维度上解读马克思的，新文化运动对“德”“赛”两先生的推崇，无疑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的时代氛围打上了现代性烙印。事实上，马克思恰恰是在对现代性批判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思想的。马克思在历史和逻辑上对资本主义所持的扬弃和超越的态度，体现了“后现代”维度。它完全不同于那种以纯粹的颠覆和解构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而是一种真正建设性的“后现代”。由于遗忘了马克思的“后现代性”，我们就难以避免在前马克思的意义上解读马克思，甚至未能超过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水平。

记者：那么，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究竟何在呢？

何：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学者们在自己的书斋里进行的思辨游戏，也不是人们在当下生存情境中实现的经验事件，而是人的现实活动所塑造的历史本身的展现方式及其完成。因此，借助于实践这一人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使自己的哲学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巨大的历史感”。在他看来，哲学境界的澄明，只能是历史本身的“无蔽”状态，也就是人的本质的敞开和展现。它只有通过人的异化的生成和消解才能够实现。所以，马克思把“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这一理想的充分实现，有赖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即诉诸人的实践活动。作为高度融合的总体性范畴，实践扬弃并超越了有关物质—精神、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理性—非理性、可说—不可说等一切二元对立关系。把实践作为整个哲学体系建构的前提和出发点，就使得马克思真正从逻辑预设的层面上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知性意义上的机械对立，从而达到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回到实践本身，就意味着彻底消解了那种对象性的观照方式，真正摆脱了知识论视角和经验论立场的羁绊。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旨趣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任何真正的哲学不仅需要逻辑的完成，而且有待于历史的完成。这正是马克思为什么特别强调“改变世界”的原因所在。因为只有“改变世界”所塑造的历史，才能完成“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的研究除了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还涉及元哲学问题、现代化与社会发展问题，不知这些不同的领域之间有无内在关联？

何：我所关注并研究的问题领域表面看来似乎比较发散，但在内在理路上是互相贯通的。我先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与元哲学的互动关系。为了更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就无法回避对哲学的合法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进一步追问。这就涉及元哲学层面的问题。诸如本体论如何可能？哲学作为形而上学同超验性的关系怎样？人的存在与哲学视野的确立之间的内在联系何在？……这些问题的恰当解决，无疑将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反过来也一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诠释，也将极大地促进哲学观走向健全。因为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些个别的结论或答案，而是根本改变人们对哲学的所有基本问题的理解方式，诸如在本体观、实践观、真理观、自由观等问题上，我们将获得全新的视野。过去，人们总是习惯于或者把它们理解为同人的存在无关的规定，或者把它们仅仅放置在知识论的范围内加以理解。譬如，把本体解释成脱离了人的存在的抽象的孤立的客观实在，这就无法同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朴素实在论立场区别开来，从而不能摆脱其局限性。当实践被置于本体论前提地位之后，就意味着确立了一种非描述性的、超越经验论的视野，从而为我们追问“一切可能的存在者之存在何以可能”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契机。在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实践范畴也未曾被人们从人的存在的高度加以阐释，而是仅仅被安排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予以说明，其后果是一方面极大地减少了实践的哲学意味，另一方面则使哲学游离于人的存在。当实践唯物主义被重新发现之后，实践的本体论意蕴才被充分地诠释出来，从而恢复了哲学与人的存在之间的本然的和始源的联系。“真理”和“自由”在以往同样被局限于认识论的范畴，真理仅仅被理解为对某一规律的正确反映，而自由则不过是认识了的必然而已。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真理不再是对一种认识活动及其结果的反映，而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完成的历史本真状态的开显，这就由认识论意义上的“真”过渡到了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同样，自由也不再是人的某种具体活动本身所达到的状态，而是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实现的对人的异化的历史扬弃，它意味着人的约束实现了由“外在必然性”到“内在必然性”的转变。“自由”因此获得了人类学本体论意义。尽管马克思在时间上比当代哲学家先出，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思想在逻辑上优越于后来的哲学家。迄今为止，马克思的哲学观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恒久的魅力。举例来说，马克思主张哲学必须回到人的现实活动亦即实践上来，它真正体现了对人的存在的亲近。这种复归不仅重新“唤醒”了被遗忘的“在”本身，而且使之建立在真正可靠的基础之上。这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现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解是人们的存在方式”之类所望尘莫及的。因为所有这些都仅仅是使人的存在囿于某一有限维度，而无法充分地表征和确证人的存在。只有实践这一总体范畴才能充当人的整个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表征方式。

记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同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之间的联系又表现在哪里呢？

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批判精神，内在地要求我们对“此在”状态下面临的迫切问题采取积极正视的态度，而不是消极逃避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批判性反省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提供了终极尺度。它对社会发展实践的指导，恰恰是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唯物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昭示的绝对境界对人的自我中心化的扬弃、对主—客体对象性关系的超越、对理性主义进化论模式的矫正、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设定等，使我们有可能对以往的发展观保持批判的立场，以建立起适合21世纪人类发展要求的新发展观。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在一个技术主宰的时代，人们如何“诗意地栖居于世”？在一个日益陷入“单向度”的时代，人们又何以恢复并保持自己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对发展和现代化观念的形而上学追问，就无法回避人性假定和历史逻辑及其意义问题；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思考，就不能不涉及人的存在的二重化问题；对可持续发展观的考察，也不可能回避理性与价值及其整合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已经进入形而上学层面，成为真正的哲学问题。正是在这些问题上，经过重新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指导。另一方面，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现，现代化乃是人类及其历史的内在矛盾表达得最典型、最充分的形态，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理层面上的拓展提供了恰当的契机。马克思所谓“从后思索”的方法和“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隐喻表明，研究当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建构也具有建设性意义。

记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您今后有何打算呢？

何：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有待于做的工作更多也更艰巨。大致说来，主要想继续对马克思的哲学观作出进一步深入挖掘，更加全面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史背景，一方面向上追溯和延伸，直至古希腊哲学，另一方面则注意横向扩展，力求充分体现它的丰富性，其中特别需要注重以往被人们忽视的浪漫主义思潮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再就是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尤其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内在脉络及其逻辑联系，以及长期以来被人们肢解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所谓“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在这种整合中再现马克思思想的精髓。还有则是抓住“异化→意识形态→真理”这个线索，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逻辑的完成和历史的完成及其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证成”马克思“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之理想。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历史本身的成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努力。倘若放弃的话，那无异于逃避责任。那么，作为哲学工作者，我们今天能够做又应当做什么呢？我认为，今天搞哲学的人不仅需要一种学理上的反省，更需要一种行动上的担当。通过哲学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追问，澄清并走出哲学的种种误区，以祛除哲学本身之“蔽”，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哲学，这固然是当务之急，但哲学工作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操守和牺牲，来抵制来自世俗生活的种种诱惑，来证成哲学的生命，以此来回应来自实践和理论的对哲学的挑战，这本身就是对哲学的合法性及存在理由的最有说服力的辩护。马克思说得好：“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我们需要做当代的普罗米修斯。在21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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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布于《哲学动态》杂志公众号学人访谈栏目，原载于《哲学动态》2000年第11期。